编辑部的故事

　　记者：在冯小刚的《我把青春献给你》一书中，有一段关于您的描写：“晓龙是能文能武的人，出身军人家庭，也当过兵，骨子里觉得自己是二郎神转世。”他的描写准确吗？

　　郑晓龙：我当过兵，父母都是军人，这都是真的，但二郎神转世可没有。跟你这么说吧，我当时的梦想是当一个巴顿式的军人，驰骋沙场，很有点浪漫色彩。当时我、王朔、李晓明、冯小刚，我们一人讲一段自己的梦想。我梦想是巴顿将军开着车从战场上回来，结果被警察拦住了，怎么说都不成，然后我把手上的手套一个个拔出来，往保险杠叭一扫，赫然露出五个将星来，我觉得特牛，然后走了。后来冯小刚把它写到《甲方乙方》里了。

　　王朔的梦想也挺有意思的：在盛大的Party上，各种达官贵人、元帅将军都在，王朔穿着特别普通的衣服坐在角落里，别人特别鄙视他，心想这他妈什么人也凑过来。突然一声响：公主到。大家围上去，漂亮的公主谁也不看，径直走到王朔跟前，然后说：你们知道吗？今天请客的主人是这位先生。

　　冯小刚？他当时想在万寿路装一炮楼，他站在炮楼上，路过的人都要交他买路钱，花姑娘统统留下。呵呵，我们全是瞎聊。

　　记者：您、冯小刚、赵宝刚、姜文、王朔、叶京、葛优曾经共同创造中国影视界的辉煌，能聊聊当时你们是怎么参与创作的吗？也是像《金婚》一样大家坐下来聊吗？

　　郑晓龙：对，《渴望》就是这么聊出来的，《编辑部的故事》也是。聊这些事，基本我是主导，我是头儿嘛，因为年龄差不多，当时都是一帮哥儿们的感觉，非常好。一大帮人在我办公室，冯小刚、赵宝刚、李晓明、尤小刚，这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创作氛围，实际上也是一场思想风暴，那会儿我们的作品出来一个是一个。后来大家慢慢各自成为一方神圣，再想把他们凑在一起也不容易了。

　　记者：《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本来是您执导，您却交给了赵宝刚，为什么？有没有不服？

　　郑晓龙：当时赵宝刚跟我说，我在睡觉，他不敢打搅我，在楼下等了两个小时。我一听，觉得太不好意思了，怎么能这样，当时就说你拿去拍吧。后来才有了海岩、赵宝刚组合。这事对我来说很正常，没什么。

　　不存在服与不服，其实一个人的名誉不在于别人怎么说，在于自己怎么看。盛名之下，其实难负。那样的辉煌也很累，压力可能更大，而且永远在那拼命地够，那种往上蹦着地去够，那挺不容易的，而且这也是他们追求的，也挺成功的。你不追求这些，你又何必在乎这些呢？我要追求，说实话，我当主任，不让他们做，我自己做，那不就轮不着他们了嘛，问题是你不追求这些，你追求的是一种公平。特别是当时，我觉得人是要有人文精神，有点公平意识，我当主任就要把好事搂到我自己身上？这对吗？而且我希望是中心整个的辉煌，并不是某一个人的。

　　好多人跟我说，他们应该对你感恩啊，我从来不这么理解，其实他们做这些也是他们努力，也算是他们自己给自己创造机会，是不是真要感恩戴德？没必要。他们拿到机会努力做了，也是为社会创造了财富。

　　姜文可以是李冬宝但葛优绝对成不了王启明

　　记者：姜文在《北京人在纽约》中的表演令人印象深刻。这次《金婚》中，您又想到了他，您不觉得姜文气质太霸道了吗？

　　郑晓龙：他可以演成另外一个佟志，他有霸道的一面，也有幽默的一面，他可以放下身段去演。就像我拍完《北京人在纽约》，有人问我姜文和葛优有什么不同？我说这两人没法比，但有件事可以告诉你：我觉得姜文如果演《编辑部的故事》，他可以把李冬宝演成另外一个，他不一定比葛优演得更棒，但李冬宝这个人物成立。但是如果我让葛优来演王启明，你觉得这事成立吗？区别就在这。姜文演《金婚》这事是成立的，但姜文去年正好拍《太阳照常升起》，所以没能来。

　　记者：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曾经聚集了这么多优秀的人才，现在大家各自为战，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把这些人请回来做点什么？

　　郑晓龙：再聚在一起也就是聊天喝酒吧，但做一件事比较难。现在影视界变成名利场，那会儿不这样，就是想做点事，能有机会让你做点事儿就不错了。比如冯小刚，要不是我把他调中心来，他现在恐怕还在工会画画、布置会场呢。赵宝刚要不然还在首钢呢。所以，有机会参与到影视剧的创作上来，大家就觉得是高兴的事，大家也都会珍惜。

　　记者：去年叶京通过《与青春有关的日子》爆出影视圈大腕之间的恩恩怨怨，您怎么看？

　　郑晓龙：我没看，我只知道里面有个冯裤子。我是挺怀念那个时候，那时没有那么强的功利，人和人之间很单纯，大家为一个共同事业往前奔。当时我们的目标是中央台，想做“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我们每拍一部片子都要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我们中心原创性特别强，这是我们觉得比较牛的事。很多人抱着几部古书在那儿啃，算什么本事？古书是留下了，作品不一定留下来。《西游记》重拍，用现在的电脑技术一定比原来好看，可我们的东西想复制就不那么容易了。

本报记者  白郁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