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才是历史
在为《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丛书收集资料的过程中，该书主编、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张宪文教授曾经说过：“我反复跟专家们强调的一点就是不掺杂任何观点，为此，我们连资料中的错别字都原文登载，只是在后面打个括弧，注明一下这个是错别字，所以更不用说像以往一样专门去修正一些政治专有名词的用法了。”在中日韩三国共同编写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中，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描写则几乎没有形容词，语句平实，描述的重点是数字和屠杀的起因。
真实的才是历史，一个真实的国家也需要一个真实的历史作为基石。
如今，中国人做到了这一点。但在日本国内，一些右翼分子仍在极力否认南京大屠杀。1990年，日本众议员石原慎太郎说：“人们说日本人在南京搞了一次大屠杀，但那不是真的。它是中国人编造的故事。这个故事破坏了日本的形象，它全是谎言。”1994年5月，日本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在会见记者时声称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1998年5月，日本开始公映以美化甲级战犯东条英机为主题的影片《自尊——命运的瞬间》，影片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称东京审判中“证人的证言全部是传闻”。1998年12月，日本右翼势力代表人物松村俊夫出书为南京大屠杀暴行翻案，就南京大屠杀史实提出所谓八点“疑问”……
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一个解不开的死结，很多问题都由此产生。在中国人看来，日本承认侵略事实，并真正道歉是两国交往的道德底线。但自战后以来，日本国内不断发生否认历史的事件。关于战争，日本高官屡屡“失言”，屡受中国和亚州国家的批评，受批评后就收回，过一段时间又有人“失言”——这似乎成了日本外交的一个特点。
历史是不容抹煞的。
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在其“支那事变日志拔萃”中记述：“我军在入城时，发生了很多我军人干的暴行和抢劫事件。这些事件大大诋毁了皇军威严和仁义的形象。”日本外务省亚洲司司长石射猪太郎在1938年1月6日日记中记述：“上海来信，详细报告了我军在南京的暴行。信上所说的掠夺、强奸等惨不忍睹。呜呼，这就是皇军吗？这也许是日本国民民心颓废的表露吧。这是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69年过去了，今天的一代人早已远离了战争，远离了屠杀。即便是南京城里的后裔，也会坐在日式料理店里享受美味的清酒和鳗鱼蒲烧。历史认识问题不应该再成为改善中日关系的一大障碍。追究历史的本质不是为了纠缠历史旧账，成熟地认识真实的历史,正确地认识共同的利益，对现在和将来都有很深远的意义。
本报记者 祖佳
问题的根源
步平，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中方主要编写者
作为《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中方的主要编写者，步平认为，在南京大屠杀发生过这件事上中日韩三方没有分歧，在南京大屠杀一些重大问题上，大家关心的是怎样表达，“三国学者都认为当时日军在南京进行了残酷的屠杀。但是关于这个问题，在日本是有很多争议的。日本研究南京大屠杀最权威的学者，前两位已经去世了，现在第三位就参加了这本书的编撰。这位学者认为南京大屠杀的数字是20万——这个数字遭到了日本右翼非常猛烈的攻击。在这本书讲到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我们用了在南京审判时候的数字——34万；同时也引用了东京审判的一个结论，是20万以上，这两个数字都写上去了。”
步平认为，在南京大屠杀，死者30万这个数字是一个符号，它表明的是战争的残酷性，更重要的是态度，“比如日本方面始终抓住不放的教科书问题，相对2001年7月份承认南京大屠杀的扶桑社教科书，今年4月份的中学《新历史教科书》，尽管按照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要求做出124处修改，但其否认历史、美化侵略的基调未变。目前日本社会上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实际上不是只有扶桑社一本历史教课书，而是有平行的8种。扶桑社这本只有0.039%的学校选择率，这是什么概念呢？按照日本有13万多初中学生来计算，就是说在全日本共有500多个初中学生在使用这个历史教科书。它的采用率是非常低的。其他的7种跟它有本质的不同，就是历史观的不同。不肯让年轻一代去认知自己民族曾经丑陋的过去，这才是最可怕的。”
本报实习记者 孙彦博
从为亡灵呐喊到为和平奔走
朱成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
“我们可以戏说乾隆、戏说慈禧，但我们绝不能戏说南京大屠杀和中国抗战史，因为这是中华民族最沉重的历史。”朱成山认为，看待历史问题要从两点出发——史观与史实，“日本存在的是史观问题，他们不承认侵略、加害的历史观，其表现形式是在一些史实问题上不断纠缠。南京大屠杀是一部活着的历史，日本不承认这么大的惨案，那其他的呢？日本更可以掩而盖之。这件事处理不好，中日关系就处理不好。曾有一些日本经济团到我们馆，说我们不讲历史，只讲未来行不行？我不同意。过去、现在和未来是相互联系的。历史是一种记忆，铭记历史不仅是为了不忘过去，更是为了现在和将来的和平发展。”
朱成山介绍，1985年，作为国内第一座抗战史系列专题纪念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建成开放。2004年3月，纪念馆开始免费开放。从那时起，以青少年为主体的参观人群发生了变化，一些旅游团加入其中。除了日本观众，来自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欧美的人也走进纪念馆。建馆以来，有48万日本观众前来参观，其中以教师和学生为主。一位日本教师每年寒暑假都会来参观，他看过日本教科书的记载，但希望能来到这里了解真相。许多日本观众和他有一样的心态。有的欧美观众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参观后，他们的震惊程度难以言表。
在朱成山看来，最迫切的工作是收集史料，“原来馆里只有几十件文物，但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了4000件文物、2000幅原版历史照片以及上万份资料。”为了收集资料，朱成山和同事四处奔走，为了尽快完成1万多页文档资料和影视资料的复制工作，他们睡在了华盛顿档案馆的沙发上；为了尽可能多地征集文物，他们往返于沈阳、长春、上海、北京等地；就在今年3月，朱成山和同事还在日本收集了600多份旧报刊、从军证书、纪念章等。在史料收集的过程中，很多友人提供了真诚的帮助。1937年，时任南京红十字会主席的约翰·马吉用一部16毫米的摄像机拍摄下了4盘记录日军大屠杀暴行的录像带。“我们非常希望能收藏这些文物，但约翰·马吉的儿子、前美国摩根银行副总裁大卫·马吉却始终不肯答应。”朱成山回忆道。2002年，大卫·马吉终于同意将摄像机捐赠给纪念馆。至于那4盘录像带，他的态度很明确：“不能捐赠。”那一年，大卫·马吉应邀来到中国访问。中国人民的友好让这位美国客人深受感动。当朱成山再次提出希望得到原版录像带时，大卫·马吉爽快地答应了。
做了十几年馆长，朱成山将自己的工作内容归结为4个字——历史、和平。在1992年到2001年这10年间，与许多国人一样，朱成山以“为南京大屠杀30万冤魂呐喊”为己任，但2001年发生的一件事却让他第一次认真思考求证历史的目的。那一年，赴美参加纪念活动的朱成山接受了一项任务——为年底在旧金山举办的展览租场地。听明来意，圣马力诺大教堂方面一口回绝，他们给出的理由很简单：“宗教不参与政治。”让朱成山没有想到的是，在他离开美国几个小时后，震惊世人的“9·11”发生了。更让他意外的是，回到南京不到一个月，圣马力诺大教堂不但同意出租场地，还建议共同举办一个纪念仪式——为“9·11”遇难者祈祷，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祈祷，为人类和平祈祷。谈及当年的感受，朱成山说：“在现场，我深刻地体会到和平是没有国界的。从那天起，我才真正领悟到求证历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和平与发展。”
本报记者 祖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