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杀就在眼前发生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69年前的涂炭，使闻名于世的六朝古都尸横遍野，万户萧条，几乎成为了一座“死城”。69年后的今天，从灾难和血泊中屹立起来的南京城，欣欣向荣，充满生机，一派现代都市新风貌。
然而，历史是不能忘却的。
今日的中国，已经不再是被侵华日军肆意侮辱、横行暴戾的时候了，虽然迄今还有少数日本人拒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但是很多铁证已留传于世，其中包括一部分当年在屠杀中的幸存者。虽然他们已经有很多不在人世了，即使活着的也都年近古稀。但他们留下的声音，成为了控诉当年暴行最真实、最有力的证据。
所有见证过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无论是男女老幼，无论是中国难民还是外国友人，他们的身心都深深刻上了那段历史的烙印。很多人都在有生之年致力于揭露那一段历史的真相，用自己悲怆的声音去控诉、佐证当年的暴行，用自己亲历的无可辩驳的事实为无数的冤魂申冤。
记录真实大屠杀场景的《拉贝日记》的作者约翰·拉贝就是亲历者中的一人。1937年在日军进攻南京的前夕，他和十几位外国传教士、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发起建立南京安全区，并亲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他和一些国际友人在极其危险艰难的战争环境中，奔走呼号，奋不顾身地抗议和尽其所能阻止日军对中国人民的疯狂肆虐。他在1938年4月回到德国后，连续举行报告会，向德国当局呈送书面报告，继续对日军在南京的罪恶进行揭露。在受到德国警察讯问和盖世太保警告之后，仍执著地细心整理自己的日记和有关资料，为的就是将最真实的历史记录留传给后人。
拉贝先生在他的自述中写到：“切莫忘记。如果你经历过剧烈的战争和骤变，以及目睹过它的后果和苦难，不管这是发生在别的国家或自己的门口，你都不乐意谈及这些事。但是，不论以什么战争名义进行的暴行，则是不可遗忘的。因为这些记忆，能够有助于我们避免新的错误。”
而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来说，1999年9月22日这个日子是值得纪念的。在这天，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3法庭正在判决一起由李秀英老人起诉的、要求日本政府赔偿1937年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对她侵害的案件。
这起普通的民间赔偿案是李秀英老人郁结了62年血海深仇的呼喊，也是30万死难同胞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要求正义和公理的一次法律较量。然而遗憾的是，早于三审判决之前的2004年12月4日6时10分，李秀英因病在南京鼓楼医院逝世。虽然李秀英老人已经离开人世，但是日本终审结果判决李秀英获胜。日本最高法院判处被告支付李秀英等人名誉损害赔偿金150万日元。实际上，这个案子已经超过一般民事诉讼的范畴，不是李秀英个人的诉讼，而是两种历史观的较量。它在中日两国正义人士不懈努力下取得胜利，是对日本否定南京大屠杀右翼势力的鞭笞，也是对维护历史事实正义之士的鼓舞，因此胜诉的意义重大。
所有大屠杀的亲历者都在用自己不同的方式，用自己正义的声音努力向世人揭露那段历史的真相，让我们向所有的亲历者和幸存者致敬。
本报实习记者 孙彦博
我看着父亲的血一点点流干
朱正林，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南京大屠杀时，朱正林老人还不到8岁。“鬼子来之前，我们这个地方就不安宁了，有土匪来拉老百姓的牛。地方上就组织青壮年男子成立了‘大刀会’，维持地方治安。”那时候，朱正林老人的父亲大约30来岁，也是大刀会的一个成员。
朱正林老人一共有5个兄弟姐妹，刚刚生了小妹妹的母亲还在坐月子，“鬼子来了以后，我们和村子里的很多人一样没有跑。”当时，在村民们看来，鬼子来了，大家就往村后山上躲一躲。“腊月的一天，几十个鬼子在下半夜摸到我们村上，把村子包围起来。”说起当时的情景，朱正林老人陷入了回忆，“我母亲和我们这些小孩子待在家里，父亲一个人跑了出去。”
但朱正林老人没有想到，父亲这一去就没能再回来。“后来有村民跑回来送信，叫家里去人把父亲抬回来。”后来，朱正林老人才得知，正是那个月夜，父亲被鬼子发现了，“父亲被抬回来的时候还没有死，但他的两只手被削得尽是骨头，肚子上一共被刺了七刀，肠子都流出来了。”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因为失血过多，朱正林老人的父亲去世了。
也就是在那天的晚上，日军将村里的李季安、朱老四和朱正林老人的哥哥、不到20岁的朱正祖关在村口的一间草房里，先用机关枪扫射，最后又向屋子里扔了一颗手榴弹。“手榴弹一爆炸，屋子就着火了，大火一直烧到第二天。尸体被烧得乌糊烂焦的，都看不出来了。” 朱正林老人至今都记得当时的情景。
父亲去世的时候，朱正林老人的哥哥也只有9岁，家里还有一个3岁的弟弟和刚刚收养的小妹妹。打那时起，家里的生活变得更加困苦。“在山上打野菜时，我们手指头都磨破了。”朱正林老人说。不幸的是，没过几年，朱正林老人的弟弟和妹妹也因病去世了。本报记者 祖佳
感谢南京理工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会《苍天回眸》会刊提供线索
可以原谅但不能忘记
李哲，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李贵平老人之子
李哲先生现年已经67岁了，而他的父亲李贵平老人已于前年过世。李贵平老人当年曾经亲历过南京大屠杀，当时他仅仅21岁。李哲说他父亲这些年经常都会提起当年的往事，虽然老人在最后的时光已非常虚弱了，但是只要一提到大屠杀话题，他就会非常激动，以至难以控制感情。
“想起日本鬼子的帽子、军装、大刀，想起那张脸，我就无法忍受！我恨死日本人了！实在无法原谅他们！”李贵平老人生前最经常说的就是这句话。当时老人在医院当医护人员，每天都有日军搜身，大家被逼着摘下帽子，由日军检查脸额、腰、手和膝关节。看额头上有戴钢盔的印子，腰上有系过皮带的痕迹，手上有持过枪的老茧，膝关节有训练的痕迹，凡有一项的，就被带走，再也不会回来了。
“沦陷后一个星期内，我每次听见零星炮声，心里就燃起希望，是不是我们的部队又打回来了？后来，炮声渐渐平息，希望也跟随破灭，就只能听见枪声了。我知道这枪是日本人开的，一声枪响，我心里明白，又失去一位同胞。这时整个人都垮掉了，我心里满是绝望。”每次李贵平老人回忆起起这段往事都会很痛苦。
李哲说父亲一共在南京熬了140多天，所有人都以为他死掉了，只有生病的奶奶一直相信李贵平还活着。从南京逃出来的李贵平去看她，三天后奶奶就去世了。在以后的日子里全家人都被日本人害死了，只有李贵平和一个妹妹逃脱。
李哲说父亲曾经亲眼看到日军把一万多人集体屠杀的场景。他看到日军把人赶到现在的南京与江宁公路交界处集中起来，用机枪扫射，扫射之后又用汽油毁尸灭迹，“日军还没有进南京之前就已经开始杀中国人了。日本兵把驻扎在这里的中国军队和附近村民二万多人，集中到现宁芜公路和古雄车站至梅山工程指挥部铁路专线交界处的地方进行集体大屠杀。在驱赶过程中，不少中国军人和无辜百姓让日本兵用东洋刀像切西瓜一样劈死。日本兵在山包上架起机关枪，向集中在洼地里的二万人疯狂扫射，顿时，鲜血把一条小河的水都染成了红色，其状惨不忍睹。接着，凶残的日本兵又用木柴架在堆积成山的尸体周围，浇上汽油，惨绝人寰，令人发指。”
李哲说父亲健在的时候家里人都不敢提这些事情，一提老人就会哭，而且显得特别的激动。“后来爸爸身体越来越不好了，我们很担心他的身体，所以把家里有关于那段历史的书和资料都收起来，尽量不让他看见，但是他有时候还是会找。”李哲很无奈地说。
李哲说父亲生前对于一些日本人不承认大屠杀的行为极其愤怒，只要电视上有关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消息，老人都会气得大骂，甚至有一两次差点发生危险，“父亲虽然对日本军国主义者非常仇恨，但是对于东史郎这样的日本友人还是表示了谅解，当年他看到东史郎日记的时候表示说，他可以原谅日本人，但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段历史。”
本报实习记者 孙彦博
链接 幸存者的声音
郭国强：亲眼看到日军在燕子矶大屠杀
1936年，十八岁的我参加了“中央军”，在八十八师服役。当时日军侵占上海，我师就在上海进行抵抗。败阵后，到江苏句容又和日军打了一仗，以后就溃不成军了。1937年12月，我和二三百名“中央军”穿着便衣，逃到南京燕子矶三台洞附近。亲眼看到日军在燕子矶江滩进行大屠杀的情景。当时日军用机枪扫射了一天一夜，有两万多名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央军”丧了命。我们躲在三台洞里，后来被日军发现，我们佯说是开山的农民，并拿出开山工具才免于一死。
杨余氏：日本兵杀死丈夫和六个孩子
1937年冬天，日军进了南京城，我从家里带着六个孩子，还有邻居家一个十五岁的女孩，躲在离家不远的一个防空洞里。哪晓得躲不住，很快被日本兵发现了，他们先用机枪向防空洞里扫射后又对准防空洞放火烟熏，我的六个孩子以及邻居家的那个女孩，统统被杀害了，只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活着出来。
潘开明：我是从死尸下爬出来的
日军进南京前，我是白天剃头，晚上拉人力车。 日军进城的第2天，他们闯进我家，把我抓走，到第3 天下午2点多钟，用绳子把我捆起来，和300多个人一起，押到下关煤炭港。大约快到下午4时，到了煤炭港，他们把人集中起来，用机枪扫射。我眼冒金花，突然昏过去了。后来，死尸把我压在底下，直到晚上九、十点钟时，我才醒过来。抬头一看，还有几个人活着，有的被绳子捆着。我们互相解开绳子以后，就各奔活路。我顺着铁路，走到火车渡江的地方，到江边把身上的血洗掉，到附近人家要了一件衣服穿上，一天之后才逃回姑妈家。
刘文静：见证大方巷广场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进占南京城。当时我已躲入大方巷十二号难民区内。大约在日军进城后的第三天上午八时半左右，日军利用汉奸王承楚，把居住在美国大使馆房子里的男女老少难民，全部赶到附近菜园地和广场上，当时我住的地方正在广场对面，我在楼上听到汉奸说什么有手艺的人一起站出来，给你们工作做，可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这时，我就看见日军就到人群里去抓出了约一百多人，然后用绳子把这些人绑起来。中午，日军给这些人每人嘴里放一块烧饼，到了下午三点多钟，日军架起机枪，把这些人打死了。
本报实习记者 孙彦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