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血迹

——南京大屠杀祭

　　仅从死难者的数字看，1937年12月13日发生在南京的暴行超过了历史上许多最残暴的屠杀：罗马人在迦太基屠杀了15万人；天主教军队在西班牙宗教法庭大开杀戒，数万人在火刑柱上被烧死；还有帖木儿，他于1398年在德里处死了10万名囚犯，并在1400年和1401年在叙利亚修建了两个头骨塔……但相比之下，当年的日本人则大大超过之。一位历史学家曾估算，如果把殒命于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手连接起来，长度可以从南京一直绵延到杭州，他们流出的血可达1200吨，他们的尸体可以装满2500节火车车厢。

　　然而比血的事实更加令人激愤的是，世界上的很多人还不知道那段令人发指的历史，而在日本，一部分居心叵测的人还在精心伪装，编造神话，试图把日本在历史中的位置由战争的发动者转换为战争的受害者。用在广岛和长崎爆炸的原子弹给日本人民带来的恐怖，去掩盖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南京以及中国全境犯下的滔天罪行。

　　 “我父母没有亲眼目睹南京的暴行，但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听说了，后来又告诉了我。他们说，日本人把婴儿撕成两半，甚至三块、四块，有一段时间长江水都被血染成红色。因为愤怒，他们在向我述说时声音颤抖起来。他们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人在这场杀害了上千万中国人的战争中所犯下的一次最丧心病狂的罪行。他们从未忘记中日战争的恐怖，他们也希望我不会忘记。他们尤其是希望我不会忘记南京的暴行。”写下这段话的人叫张纯如，一位旅美的华裔女作家，在留下《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年南京浩劫》一书之后，由于再也忍受不了史料留在脑海里那不能散去的阴影，自杀了。

　　张纯如的死让更多的欧美人开始主动了解日本的侵华历史，先是震惊，继而是震撼。因为原本在美国人眼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1941年12月7日开始的，这一天日本的飞机袭击了珍珠港；欧洲人把二战开始的日子定在1939年9月1日，这一天希特勒的空军和装甲部队闪电般地袭击了波兰；在非洲人看来，二战开始得更早些，1935年，墨索里尼入侵阿比西尼亚(现称埃塞俄比亚)……漫长而凄惨的历史中充满了恐怖的回忆，不过就程度和范围而言，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在人类相残的历史上，没有几次劫难能与日本在南京犯下的暴行相比。

　　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总数——仅仅就是中国这一个城市就超过一些欧洲国家在整个二战中的平民死亡总数：英国平民死亡总数为6万多人，法国近11万人，比利时10万人左右，荷兰超过24万人……英国人轰炸德累斯顿，引起了一场大火，当时国际上接受的死亡数字为22万5千人，但更客观的统计为6万人，另至少有3万人受伤。但南京遇难的人数则要多得多。确实，不管是用最保守的数字——26万，还是用最高的35万，南京死难人数比美军轰炸东京所造成的伤亡人数（约8万~12万人死亡)要多得多，甚至比在广岛和长崎两次原子弹爆炸造成的死亡人数（分别为14万和7万）的总和还要多。

　　知道了这些，谁能不震惊？

　　不过让人震惊的还不只是人数，更多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残忍手段：中国的男人在日军的刺刀训练和砍头比赛中被当成活靶子。大约有2万到8万名中国妇女遭到强暴。一些日本兵在强奸了妇女之后，剖开她们的肚子，切掉她们的乳房，把她们活活地钉在墙上。还有的日本兵当着家人的面，逼迫父亲奸污自己的女儿……

　　“我是在北京看了《东京审判》之后，才知道有南京大屠杀的。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一想起来我就泪流满面。”米仓代子是一个刚到北京的日籍留学生，在她的记忆里，日本的教科书里对侵华战争提的很少，至于类似南京大屠杀似的内容，更是一个字都没有。“在德国，如果教师在历史课上删去大屠杀部分，将是违法行为，而日本人在几十年来一直把课本中南京大屠杀的材料有系统地清除得一干二净。他们从博物馆拿走南京大屠杀的照片，销毁原始的资料，从大众文化中抹去任何关于大屠杀的痕迹。甚至一些受尊敬的日本历史教授也加入右翼势力，进行他们认为是为国尽忠的工作：怀疑、诋毁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在专题片《以天皇的名义》中，一个日本历史学者用这样的话来否认南京暴行‘即使有二三十人被杀，日本方面也会非常震惊。那时，日本军队一直是模范部队。’正是因为某些日本人有预谋地企图扭曲历史，我才强烈地感到我做的工作是有必要的。”刘载元从10年前定居日本开始就在不懈地追寻着南京大屠杀的真相，然后定期地向日本年轻人进行告知：“至少不能让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湮没在我这一代人手里。”

　　事实确实如此。与在日本爆炸原子弹和在欧洲犹太人遭到屠杀不同，南京大屠杀的血腥恐怖很少为中国以外的人们所了解。世界公众所读的或“权威”的二战历史著作中，几乎没有一本详细地记述南京大屠杀的。比如，《美国二战图片史》(1966年)是连续多年最畅销的单本二战图片史图书，但其中没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幅照片，甚至连一个字也没有；在共计1065页的温斯顿·邱吉尔的著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959年)中，找不到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一个字；在947页的亨利·米歇尔的经典名作《二战风云录》(1975年)中也是如此；在长达1178页的格哈特·温伯格的巨著《战火中的世界》(1974年)中，南京的暴行仅仅被提到两次；只是在998页的罗伯特·莱基的《来自魔鬼：二战纪实》(1987年)中，才有一段关于这次大屠杀的记载“希特勒的纳粹所做的一切，没有哪一件能比得上松井石根将军手下的日本士兵”。

　　从1937年到2006年，顽固的日本人始终拒绝承认自己的过去。不单单是因为日本交出的战争赔款尚不及德国赔偿战争受难者的百分之一；也不仅是因为许多日本战犯继续在工业和政府部门担任要职；更不仅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在德国不断向大屠杀的受难者表示歉意的时候，日本人却在靖国神社膜拜战犯。一位在战争中受到日本迫害的美国人把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的行动形容为：这在政治意义上相当于“在柏林中心为希特勒建造一个大教堂”。

　　如果把对日本军团主义者在南京所作所为的谴责看作是对整个日本民族的谴责，那么，这不仅会伤害在这次灾难中丧生的南京的男女老少，也伤害了日本人民。但事实就像诺贝尔桂冠诗人伊利·威塞尔说的：忘记大屠杀就等于第二次屠杀。

本报记者 王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