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以为我的神经足够刚强
口述 徐元锋 人民日报社驻云南记者站记者
那一刻 我不忍去打扰
不到灾区一线，或许我永远不会明了一些词汇的真正意义，譬如“山崩地裂”，譬如“灭顶之灾”，再譬如——“撕心裂肺”。那种锥心泣血的痛苦，在灾区并不鲜见。5月14日，在都江堰市幸福小区，眼前的一幕，让我的心揪结到难以忍受。
当时我随一些救援官兵赶到此处的救援现场时，面前的一切，与其他的救援现场似乎并无异处——一堆废墟前，巨大的挖掘机轰然作响，警戒线外，是内心焦躁矛盾的人群。他们既希望找到废墟里的亲属，又害怕看到他们遇难的样子。
突然，一阵凄厉且绝望的哭声把我的注意力夺了过去：一个年轻的女人瘫软在废墟中，用颤抖的手翻开一本废墟中扒出的影集，泪水滴答落在上面，脸上的表情痛苦地扭曲。面对此情此景，我不难猜想背后的故事。那一刻，我举起了相机，但无论如何却不忍拿起采访本……
那一刻 我不必说
作为一个记者，我的职责是记录真相。然而，真相往往是那么的残忍，以至于我不忍将它暴露在公众面前，或许，我还不是一个好记者。
一支来自湖南的消防队伍在南坝镇废墟中挖出一对母女。在这块罪恶的楼板下，一位年轻的母亲弓着身，将一个小女孩掩护在身体下。然而不幸的是，两人都已经遇难。
此刻，手中的相机有若千斤，我怎么也提不起。不自觉的，我的眼睛模糊了。然而，颈上的相机似乎又在提示我，我的身份是一名记者，别忘了自己的职责。最终，我按下了快门。然而，这张照片却从未发表，我也从没打算将其公之于众，虽然这张照片足以震撼每个人。
作为记者，有很多的职业冲动，但任何冲动，都不能高于对生命的尊重，对人道的虔诚。流下眼泪是爱，擦干眼泪也是爱；让人流下眼泪是敬业，让人擦干眼泪亦是敬业。
作为一名记者，有些人我见到了，但未必问；有些事我记录了，但未必说。
那一刻 我们都是兄弟
在绵阳市平武县南坝镇憋了8天之后，我的电脑出了问题。战士没有枪不行，看来我必须赶回设在成都的本报指挥部了。
然而，更让我犯难的是：怎么去成都？虽然听说在那儿可以搭顺风车，但心里还是没底。
容不得多想，我已经站在了路边。一辆QQ过来了，我做出手势示意其停车。一问才知道是去江油的车，听说是记者，车主示意我上车，并告诉我，从江油到四川两个多小时。我一阵风似的收拾完东西，心里乐开了花：没想到拦下的第一辆车就成了！
车主也是个年轻人。一路上，我们谈论着灾区的见闻，很是聊得来。其间，有人下车，又有人上车——黄色的小不点QQ成了免费公交。通过聊天，车主得知我的电脑坏了，便二话没说，打电话给他在江油的朋友，帮我修理电脑。车到江油，我们与车主朋友接上头，在路边一个小店里试了几次，发现是电源适配器坏了。电脑无大碍，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因为晚上要赶到成都，于是车主又送我到了江油车站。运气还不错，一辆到成都的大客车已经等着了……
现在想起来，却只记得车主也姓徐，是我本家，名字却记不准了。但这并不重要，因为我记住了那位徐姓哥们儿的一句话：“大灾面前，相逢都是兄弟。”
支援
石药集团向四川灾区 捐款捐药1200万元
5月14日，石药集团紧急调拨的第一批急需药品已运抵四川，并通过都江堰和绵竹当地卫生系统送至灾区医院。据了解，这是我国医药企业首批直接将捐赠药品第一时间送达灾区的企业。石药集团目前正通过卫生部、河北省红十字会和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将200万元现金和价值1000万元的急需药品陆续发往灾区，用于当地抗震救灾工作。
修正药业向灾区 捐赠药品追加至3500万元
5月22日，修正药业集团决定再向“5·12”特大地震灾区追加捐赠500万元的药品用于抗震救灾工作，至此，修正药业集团捐赠药品总额已达3500万元。目前，集团各部门正在积极与当地政府赈灾机构保持密切沟通，以便随时根据需要，尽可能为救灾出一份力。据了解，集团13年来，已累计向社会捐款捐物总价值超过3.4亿元，广泛用于赈灾、扶贫、抢险、救治等，恪守了一个制药企业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元洲志愿者灾区归来
灾难发生后，捐款、献血、捐献物资的援助工作在元洲集团的近百个分公司、连锁公司中紧张有序地进行着……元洲的外埠公司，捐助活动更加积极、丰富。盐城公司组织了“温暖2008，元洲与你同行”的活动，即从12日起，凡向公司交纳定金的客户，元洲将以该客户的名义向中国红十字会捐款500元；青岛公司，毅然放弃平时的商业广告版面，发布了“元洲今天没有广告，只有倡议”的公益宣传；南京公司同样撤下商业版面，为筹集赈灾物资展开宣传动员工作；还有东营公司、开封公司、包头公司……全体元洲人的爱心，和全国人民一道，汇爱成川！
后记
采访徐元锋时，他人在云南，所以无缘见面，作为人民日报社派去前线的第一批记者，徐元锋亲历了灾区的“惨不忍睹”与“舍己为人”。从电话的那头，传来的是一个说话节奏稍快、幽默且带有跳跃性声音的人。但当提到去前线这一经历时，他的声音有些低沉，节奏也慢了下来。他说，回来后，他最常说的一个词语便是“恍如隔世”，因为自己分明经历了两个世界。
采访中，曾问他在那段日子里，有没有害怕过。徐元锋说，那时他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怕”了，因为危险无处不在，很有可能走在采访中途，就遇到了泥石流或是塌方事故，“生死由命”已不是一句空谈。他说，相比在灾区外的人，他仿佛更加淡然，甚至有些自豪，因为此刻，他体会到了作为一个记者的价值。这些经历，对于一个记者来说，是永远，也可能是不可再遇的精神与体力的双重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