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学时，每个人都曾背诵过魏巍那篇感人肺腑的作品，魏巍的名字似乎是和《谁是最可爱的人》联系在一起的。这篇3000字的通讯在50年代初期曾经使亿万热血青年产生思想上的碰撞，曾经使亿万读者激动得热泪盈眶，一时间，热爱祖国、热爱最可爱的人的浓烈感情弥漫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植根于千千万万的人民心中。

　　魏巍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中国革命是世界上最壮观最伟大的革命之一。在文学上无论如何该有相应的表现。在这中间，我愿尽自己的一点本分。”然而，那些影响时代的文学作品并没有给魏巍带来富足的物质生活，从一篇记者采访手记中描述的魏老先生家中的摆设，人们可以看到一位朴素而平凡的老人：“几张形态各异的老式沙发占据着客厅四角，木质茶几放茶杯时有些晃动。所有摆设几乎还都是过去发的军用家具。在自家小院空地上，魏巍和妻子还会亲自动手，秋种萝卜，春点豆，自然延续着自给自足，丰衣足食的生活。”

　　魏巍对自己的清贫自得其乐，他不喜欢一味地向组织提要求，对贪图享受也颇有微词。“延安时期那么艰苦我们都过来了，人要知足，要做精神贵族，不能做物质的奴隶。”魏巍曾语重心长地说了自己的感受。

　　无论是当年血气方刚的魏巍，还是现在精神矍烁的魏老，都从没有放弃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即使已经年近耄耋，魏巍依然关注着文坛，关心着祖国的经济建设。老人依然坚持在读马列原著、毛泽东原著。他也会阅读一位摆地摊的下岗工人的诗集，从中看出一个工人诗人的崛起。自始至终，最牵动魏巍的始终是中国人民命运的问题。

　　魏巍觉得一个作家是属于社会的。这样的话在今天听起来似乎有些冠冕堂皇。不过仔细想想，当年那些看着新中国成立的作家有哪个不是在为祖国鞠躬尽瘁？在为心中的信仰与理想奋斗终生？那时候的作家没有人会为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而写作，在他们心里，斯大林文学奖显然更有分量。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贺敬之、丁毅执笔的集体创作《白毛女》，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是荣获过这个奖项的三部中国文学作品。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只要提到这三部文学作品都会倍感骄傲。那时候的作家也没有人会为金钱利益而写作，因为他们在乎的不仅仅是证明自己实力，确保自身生活的头衔，而是作品在国人心目中的重量和影响。

　　如今，在百度贴吧的魏巍吧里，有很多年轻人都在高喊着“我叫魏巍我自豪”，但却很少有人在讨论交流着魏巍的作品。在这个讲究经济利益的年代，我们该学习的也许不仅是魏巍先生的名字，还有他作为作家忧国忧民的情怀。

王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