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着守望着 摇滚的两万五千里
20年之后，中国摇滚仿佛变成了一株温室的奇葩，时不时地需要拿出来纪念。久违的呐喊，霎时唤醒了曾经的记忆。站在台前的，正在用坚持和复出证明着今天的中国摇滚决不是无人喝彩；隐身幕后的，依旧努力地探询着中国摇滚的下一个两万五千里；只是身在台下的观众已经有不少在默默流泪，他们想起了窦唯的《don't break my heart》，想起渐渐在心里已经无地自容的批判和反抗。鲜衣怒马的骑士们，走了。
台 前
“也许是我不懂的事太多
也许是我的错
也许一切已是慢慢地错过
也许不必再说”
20年的时间，站在台前的，有的老了，有的胖了，有的去了，有的来了，意气用事了，小乔初嫁了。如此跌宕，只能让人感叹，老战士永远不死，他只会慢慢消失。
老崔的台前幕后
作为七十年代末生人的我，没有经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摇滚乐精神洗礼，是一种遗憾。遗憾的同时，也是一种幸运：跳出膜拜的狂热，这让我能用别样的眼光来冷静地看待崔健。
似曾相识的共鸣
2004年1月16日，北京首都体育馆迎来了羊年岁末最后一场音乐商业演出。台湾的摇滚天王伍佰带着他的浪人情歌光临首体。这一天的首体，人满为患，观众是为了听伍佰，更为了一个特殊的表演嘉宾——崔健。尽管，崔健只能唱5首歌，而5首歌，已经是有关部门审批时所能容忍的最大限度。
那一天，距离崔健上一次在北京个唱，已经过了十年。
到崔健快要出场的时候，全场观众终于耐不住性子，跺着脚大声地喊着“崔健、崔健”，首体爆发了当晚第一次如雷般的掌声，全场起立，呼叫崔健的喊声震耳欲聋。这种热情和激动，让我目瞪口呆。几声Solo之后，崔健用《飞了》开场，我想在现场的每一个观众，都会记得那一晚崔健说的开场白：“北京的父老乡亲们你们好，10年了，我们终于又在北京的舞台上见面了！这十年你们过得怎么样？摇滚乐有很多是说反话，就像爱情要说假话一样。所以一会儿我唱的时候，请大家跟着一起说‘凑合’！”当崔健吼出那句“我曾经问个不休”时，全场就又爆发了如雷的掌声、跺脚声、喊声。这首歌，也是演出当晚全场观众唯一一次如此整齐而又卖力的大合唱。这场面让人热血沸腾，热泪盈眶。当他离开时，带走至少一半的观众。谁敢说崔健“一无所有”？他几乎霸占了主角的全部风头。
从这一刻起，崔健，回来了。
完全陌生的成熟
2006年，中国摇滚乐二十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采访了崔健。这和上次的首体演出，又隔了两年。见到崔健，依然是T恤、棒球帽，一如既往的惯见经典形象。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了经纪人，有了各种商演合同。在操作这个“摇滚二十年”的选题时，有幸采访当年拍摄电影《北京杂种》的导演张元。依然和崔健是朋友的他，说：老崔都这个岁数了，已经不再需要发展了。既然不需要发展，那还要经纪人干什么呢？听到这个疑问，张元嘿嘿笑了：“你让我把自己陷入了一个悖论。”
也许崔健，也在面对这样一个悖论。二十年前，摇滚面对的是大棒子，现在，摆在面前的是胡萝卜。在胡萝卜和大棒子之间，他选择了前者。毕竟在大棒子面前，做一个精神领袖的责任感太过沉重，谁都会不堪重负。
摇滚二十年，二十年，是时间长河的弹指一挥间。但是二十年，对于一个人来讲，足以从婴儿长成弱冠，从青年走到中年。已是中年的崔健，说自己已经变得成熟，这是他二十年来，学会的最重要的东西。但是许多人说，成熟了的崔健和从前不同了，不再粗粝，不再较劲。
可是在采访进行到高潮时，谈论到某些问题，崔健依然激动不已，依然欲罢不能。好几次，身边的经纪人不停打断他的话语，也不停提醒记者有些东西非崔健所能左右，也许是怕老崔情绪高昂之下说出什么敏感的东西吧。
从这个小小细节，我们依然能感觉到，圆润背后，崔健依然直接单纯；成熟背后，崔健也还是有血性和坚持。
本报记者 闻原
崔健：20年里我好像只学会了忍耐
倘若要找个人去谈论中国的摇滚20年，非崔健莫属。中国摇滚走过了20年，崔健当了20年的旗帜。很多人喜欢摇滚，是因为喜欢崔健；很多人坚守在摇滚的阵地，是因为这里有崔健。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崔健一再强调对中国摇滚乐的现状应该给予保护和鼓励，但从他的字里行间仍然能让人感到，他的急迫和无奈，这个当年与青春、梦想、叛逆、热血这些词密不可分的中国摇滚青年，在20年中成熟了，学会了妥协、合作。
“过去的所作所为我分不清好坏/过去的光阴流逝我记不清年代/我曾经认为简单的事情现在全不明白/我忽然感到眼前的世界并非我所在/二十多年来我好像只学会了忍耐/难怪姑娘们总是说我不实实在在/我强打起精神,从睡梦中醒来/可醒来才知这个世界变化真叫快。”
20年前，崔健写下这首歌词时，不知是否有一种预感，未来的20年，对他和中国摇滚乐来说会是多么的不易，虽然任何一种说法对于他来说都是片面的，虽然任何评判对中国摇滚乐现状都显得有失偏颇，但崔健的一段话颇为耐人寻味：“当年的摇滚盛世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而中国摇滚则是生长在这片绿洲上的一个生物，绿洲中生长的植物，生命力肯定会比温室中的花草要强，所以当初才会出现如此顽强的状态，而现在的中国摇滚已经进入温室阶段。”
过去我幻想的未来可不是现在
“我们粗略地算过，这20年中真正看过摇滚乐现场演出的观众不过几十万人次，这跟中国的人口数跟本不成比例，辉煌只是说出来的，我并不这样认为。”崔健说，语气中透着不满和无奈，即使这样，谁也不能否认，从崔健步入江湖的那天起，就成为中国摇滚的一座里程碑，一个符号，一代人青春的旗帜。他所引起的共鸣如此强烈，他的精神浸染了许多中国人的滚烫血液，这种共鸣、这种精神绵延20年，至今仍让人怦然心动。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却不知我是谁。”沉着执着的崔健，曾让多少人感动得痛哭流涕；“过去我不知什么是宽阔胸怀，过去我不知世界有很多奇怪，过去我幻想的未来可不是现在，现在才似乎清楚什么是未来”敏感真诚的崔健，曾说出多少人想到却无法表达的情感；“我想要回到老地方,我想要走在老路上,我明知我已离不开你!噢姑娘!”纯真自我的崔健，曾唤起多少人久违的柔情。20年后再听起这些经典作品时，除了梳理那曾经的青春懵懂之外，更有一份会然于心的感动。是什么使几代人如醉如痴地迷恋摇滚，崔健应该是最好的答案。
漫长的20年，回首望去却快得来不及弹指。20年前那个曾在首体唱起《一无所有》的崔健，20年后坐在了后海的一个酒吧中，依然一身朴素，但却略显疲惫。他姗姗来迟，他的理由是众所周知的“有点堵车”，他说话跟唱歌的感觉一样，中速，简洁，直白也很诚恳，说到动情处他会告诉你“我现在很激动。”
“摇滚这两个字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自由创作，现在中国摇滚市场，大部分还是以人气谈事，我们没有专业队伍来运作，人气比不上流行音乐，我一直在学习欧美先进技术和包装手段。”此话出自见证着、经历着中国摇滚乐的教父之口，让人感受到“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的茫然。圈里的人都说崔健一直在认真地做音乐,他的技术越来越精湛,他最近的歌词是“爱情是个屁”。
不知是崔健无话可说了,还是学会有话不说了。
现在才似乎清楚什么是未来
打击与诱惑，被崔健形容为大棒与胡萝卜。关于打击，崔健经历得太多了，“中国刚开始有摇滚巡演的时候，我去南方一个城市演出，就在演出开始前半个小时，当地的警察来到现场找我，说有几句话要和我们嘱咐一下，我们就跟他去了。可是到了地方他也没说什么，结果等我们回到演出现场的时候，场子已经拆了。当时我非常不理解，不就是演出吗，怎么能让人紧张成这样。要是唱歌能改变什么的话，我首先要改变的就是中国摇滚的生存状态。艺术家只负责提出问题。”在崔健的经历里，类似这样的事情还算是好的，因为碍于有演出许可证，有关方面并不敢把崔健他们怎么样，“办一张演出许可证太难了，还得押钱，10万、20万的，演出曲目也得上边定，有时不得不少唱几首歌，好给乐队发劳务费，都得吃饭啊。”
不过回头看来，20年中，大棒确实越来越少了，胡萝卜也渐渐多了起来，专辑的发行彻底走到了地上，演出的机会愈加频繁，摇滚圈的名利虽不像黄河之水，但也不乏泉水叮咚之声，拥有骑士精神的诗人样乐手少了，他们有的选择了归隐竹林，有的则干脆融入到了滚滚而来的追名逐利的大潮中。“诱惑比打击更容易摧毁摇滚乐。”说这话时，能感到崔健爱恨交织。“对于摇滚音乐本身没有什么可纪念的，也许对我个人还有点意义。不过经过了这20年，中国的摇滚音乐开始有了商业上的起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这前20年中，摇滚是一种现象，是一种来自民间的非主旋律的声音，现在已经在向一种生活文化转变。”
为了证明这种转变，崔健不久前还提出了“让摇滚回到生活”这样一个口号。口号有些意思，容易让人想到当下正红的“二手玫瑰”的主打作品《允许部分艺术家先富起来》。当然，崔健的“生活”和“二手玫瑰”的“钱”不是同一概念，但就中国摇滚迫于经济逻辑的机械复制纷纷从地下向地上迁徙的实际来说，“钱”与“生活”在经济逻辑的策略中又是同一回事。
崔健不愿意谈中国摇滚的地上与地下，今天在他眼里生存绝对是第一位的，“我们必须尊重给我们提供演出机会的商人，为了他们我们也要学会迂回。但艺术家不能丢到尊严，我的朋友去排戏，所有人都坐着，只有演员站者，因为商人觉得自己给钱了。给钱了，黄金就不是黄金了。我对任何演出的要求都是一样的，灯光是我的人，摄像机位我来定，现场的几个控制音像效果的，也得是我选的，这是我现在唯一能坚持的，也是谈判的条件。”现在的崔健在演出中已经学会了规避一些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的歌，为了生存，为了一年至少有20场演出的计划，他努力保持着他的尊严，只是有种主动的妥协是在当年的《一无所有》里听不到的。
崔健一再说现在的摇滚乐队都不错，他们在技术上已经完全和欧美接轨，“你最近见到的好乐队有哪些。”他随口说出几个名字。名字都很熟悉，但真的想不起他们唱了些什么，与他那些20年后依然能让很多人随口念出的歌词相比，相去甚远。“你真的真的觉得他们好吗？作为一个听众，我记得的还是你的音乐。”听到这话，崔健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但已经能让人感到——他的内心依旧骄傲。
忽然想起那个以《麦田守望者》一举成名然后永远销声匿迹的塞林格的一句名言：“一个不成熟的男人是为了某种高尚的事业英勇地献身，一个成熟的男人是为了某种高尚的事业而卑贱地活着”。
本报记者 武静 王立成
何勇：只要你活着就不能停止幻想
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一个垃圾场，人们就像虫子一样，在这里边你争我抢，吃的都是良心，拉的全是思想，你能看到你不知道，你能看到你不知道，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一个垃圾场，只要你活着，你就不能停止幻想，有人减肥有人饿死没粮，饿死没粮饿死没粮，饿死没粮饿死没粮，有没有希望，有没有希望。——何勇 《垃圾场》
采访何勇是在他和他的乐队排练结束之后。他微笑着坐到我面前，可以看出他的心情很不错。何勇说排练时每个人的状态都很好，最后一曲《垃圾场》将所有人的情绪拉到高潮。排练期间，他跳起来弹着吉他，那个瞬间，仿佛时空逆转，回到了1994年，香港红 体育馆。
问题多不过无穷的欢乐
1994年，滚石旗下的魔岩唱片推出了——何勇、窦唯和张楚。三个音乐天才，三张经典专辑，开启了中国摇滚乐的新天地。其中《垃圾场》是何勇的首张专辑，也是至今为止他唯一的专辑。1994年12月17日晚，香港红 体育馆一场名为“摇滚中国乐势力”的演唱会，至今依旧被很多人奉为经典。那时的红 ，是一代摇滚人的辉煌，作为魔岩三杰之一的何勇，是何等意气风发，英雄少年。
而从1996年之后，何勇几乎销声匿迹，很少再有演出。谈到曾经的辉煌，何勇说：“如果说那时候算最辉煌，只是对社会来说是这样。我自己那时候没觉得自己大红大紫，就是特别用心地投入到音乐创作中。”
我的脑子只需要简单
对于摇滚，何勇说它只是音乐。“它首先是一个作品，一个体现个性，风格多样的作品，它具有时代的特征。摇滚最重要的是风格，不管是音乐的创作风格还是歌词的含义，每首摇滚乐都有自己的风格。拿《垃圾场》来说，我所要表现的思想都在歌词和舞台表现中体现出来。而它只能出现在80年代，摇滚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体现。”
何勇说他选择摇滚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单纯的喜欢。“我从80年代中期开始喜欢上摇滚。那个时候，中国除了崔健几乎没有别的摇滚乐手，而给我影响最大的是外国的乐队。那个年代，留长发都算异类。当时，外国的乐队来中国演出，我看的还是录像带。我看到他们那种自由的因共同兴趣爱好而相聚的感觉就觉得特别好。我记得那时候人们还都用录音机听磁带，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那首《we are the world》，那首歌几乎影响了我们这代人。如今再也找不到当年火热的感觉。”何勇说：“其实摇滚乐算得上是一种城市文化。因为它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跟西方不可比，人口结构没有西方平衡。你看摇滚乐演出都是在省会或发达城市演。现在，对于摇滚乐市场，前景并不乐观。这是唱片业的市场环境恶劣和摇滚乐自身没有出好的作品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流行音乐也好，摇滚音乐也罢，最重要的还是作品本身。”
说到自己创作的作品，何勇说：“这些作品就像我的孩子，都是用心创作出来的。如果非要说哪首最喜欢，应该算是《钟鼓楼》。我从小一直住在钟鼓楼，对这里感情很深。写歌的时候已经在那里住了十多年了，当时创作的时候应该算是一种顿悟吧。”《钟鼓楼》在伴奏时用了三弦，红
体育馆演出时，父亲何玉生曾亲自为何勇伴奏。
眼前的问题很多无法解决
20年来，他参加的大小演出也就10场,“平静下来才算趋于正常。我不知道是否可能再出现当年的盛况。虽然我们一直有一群跟随我们多年的老观众。”何勇说,“一直没有出新专辑是因为处在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一切事情都发展得很快，没有沉积。不是没有创作灵感，是没有好作品。音乐环境太恶劣，当年的魔岩三杰能火是因为有海外唱片公司的宣传力度够强。我这一两年也写了新的作品，但是很少，没什么情绪，随遇而安吧。”
本报记者 刘朔
采访手记：见到何勇的时候，他正在棚里和他的乐队排练。他背着他的吉他在唱《冬眠》，嗓音沙哑。他背对着我，没有长发，穿着T恤、短裤和凉鞋。音乐结束，他回头，对我点头说：“你好。”没有年少的轻狂，我庆幸虽然这是一张留着络腮胡子的成熟男人的脸，但他的眼神依然坚定。
何勇：1994年，何勇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垃圾场》，与当年的张楚、窦唯并称为“魔岩三杰”。1994年12月，“魔岩三杰”在香港红馆举办“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2002年春节前，何勇在自己家中点燃了一把火，被直接送进精神病院。2004年8月，何勇参加了贺兰山音乐节。2006年8月，他参加了深圳摇滚节的演出。
梁和平：究竟是为什么酒醒梦已残破
当我只身一个觉得孤独寂寞, 我立刻觉得人世间有烦恼许多, 当我对你诉说你却不理睬我, 我便感到你我间有心的隔阂, 究竟是为什么人情难避难躲, 猛然间又看到你的脸色冷漠, 究竟是为什么酒醒梦已残破,只有清晰的眼睛和沉睡的浑噩。——崔健 《为什么》
梁和平第一次见崔健是1985年，在宣武门的地下录音棚，现在已经没有了，“我是去录一个美国翻唱的磁带，崔健和我录同一盘磁带。那时候圈里人都知道崔健唱得不错，现在听他的嗓音可能感觉不出来，但崔健唱英文流行歌非常好，那时候的他不爱说话，不主动跟别人交流。”在梁和平的记忆里，那个时候的中国音乐主要还是以拷贝为主，原创的很少，歌手比的是嗓音和对音乐的理解，“1976年突然开放了，可以直接面对外面了，所有的东西一下就进来了，星星画会、朦胧诗在那时候都出来了，思想一下释放得让无数青年感到有些手足无措。我在中央音乐学院学的是古典音乐，那时候班上就有一些同学开始翻版西方的摇滚，但没有给我带来什么激动，直到1986年听了崔健。”
当年梁和平负责为“百名歌星演唱会”进行排练，“排练的时候是100个人一个一个过，到崔健的时候，我是键盘，他的声音一出来，我的汗毛一下都树起来了，乐队每个人的感觉都是这样的，就好像一个人心里一直期待的一个东西，终于有人把他唱出来了。”梁和平对崔健的《一无所有》有一个评价——相当欧洲文艺复兴时但丁《神曲》的诞生，“崔健那时的反思是彻底的，他把‘我’这个概念准确地提了出来，不少社会历史事件，很多人在说、在批判，但都是在说别人、说外部世界的问题；很少通过这些事件去思考一下自己。”1989年梁和平几个人为崔健策划了一个为亚运会义演的活动，摇滚乐第一次走出北京，去了中国的四个城市。后来巡演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夭折了，但中国摇滚却在广大文化青年中收获了大量的共鸣，“那时很多大学生都给崔健写信，在信里很少能看到他们说什么崔健你很了不起，我很崇拜你的话。大都是谈自己的精神如何迷茫、苦闷，如何地寻找自我和个性等问题。一个民族开始认真地思考自己了。那时崇拜崔健的人很多。”梁和平还记得，一次在崔健家里吃饭时，电话响了，崔健父亲接的电话，“他对崔健说，来电话的叫齐秦。崔健接起电话哼啊的应答了几句，完事吃面条，没说一句话。崔健火了，摇滚火了，尽管还是一无所有，但那时大家的理想没有变。”
梁和平认为搞纯音乐是非常超然的，所以崔健经常会拿起小号吹爵士乐，因为这对他没有负担；而一搞上摇滚，责任感就马上压过来了。“崔健无法躲避他的责任，也正因为这种使命感，崔健被迫压抑，被迫和其他摇滚人一起，为了生存而奔波。”
在梁和平眼里，路过上世纪90年代初辉煌的中国摇滚，因为生存的问题，逐渐走向了行而上，“一个人在挨饿的时候想要得到食物时所做的，跟他在已经生活得很不错，还想要更多时所做的一切，肯定是不一样的。更何况滋养中国摇滚乐生长的土壤变了，变得娱乐而物质了。‘我’的概念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有时两者想法完全不一样，但是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似乎又一样了，这是很奇怪的现象。也就是说，有时你认真，别人并不认真；而当你不认真时，他又认真了。你不可能用你的标准去要求它：说你这不叫摇滚乐，你没有资格。即便它仅仅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表现，也得允许它的存在。”
作为20年中国摇滚的亲历者，在梁和平看来，20年来，中国的摇滚乐队是越来越多，但没有出现更好的，多数是有个性的没德行，有德行的没个性，“也有不错的，去年看了一个叫‘美好药店’的乐队演出，很有想法，很有创意，可以看出现在的摇滚乐越来越多样化了。现在的时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很难为现在的年轻人，我们自己的文化被颠覆，外来文化也受冲击，现在的人面临的历史压力超过任何一个时期，过去的摇滚乐表现的思想，现在共鸣少了。而现在的摇滚乐又的确变得很商业、很娱乐，看起来是和摇滚乐的初衷相违，但换一个角度看，我们把原来的矛盾和现在的矛盾放在一起相比较，这不太公正，事在变，人在变，其实坚持本身没有错，只要精神不死就好。”
本报记者 王立成
采访手记：有着摇滚界精神导师之称的梁和平，平易得出乎意料。在他那里，我们得到了一次采访所需要的一切。感谢老梁！
梁和平：当年的键盘手现在的音乐家梁和平为崔健做过许多事，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因而有人说，梁和平是崔健的精神导师、经纪人、理论代言人……而梁和平却只承认他是崔健的同路人。从中国摇滚的诞生，到现在经历的尴尬，梁和平始终是一位冷静的见证者，“我一直在寻找中国摇滚真正的精神彼岸，而我的经历恰恰就是引发我去思考的根据。”
鼓三儿：我和我仅有的理想
我和我仅有的理想
走在寻找的路上
有时清醒有时迷茫
但愿别失去方向方向方向——郑钧 《三分之一理想》
头一次见到鼓三儿，是在排练场。他手中的鼓槌上下翻飞，亦动亦静、收放自如的一招一式，就如传说中绝世高手的人剑合一。那份爆发，实在让人深感摇滚浸入灵魂的力量。那时，我心里出现的唯一的形容便是——真正的摇滚人。
再次见到鼓三儿，是在鼓楼。他推着自行车，嘴里说着“开车来接你还不如骑车快呢”。那份平和，实在让人无法把眼前这个人和排练场上那个激情迸发的人重合在一起。我心里又跑出一个形容——随性的普通人。
在我眼里，这两个词组的重合，便是中国最棒的鼓手之一——鼓三儿。但是他习惯这样描述自己：“我是一个鼓手。”做一个用心打鼓的鼓手，便是他的理想。
那些最诱人的音乐叫摇滚
鼓三儿是中国最早的一代摇滚人，和大家有着同一个启蒙老师——披头士。那时，正在中央歌舞团吹唢呐的他被这样一种充满力量的音乐所吸引，于是，他放弃了从小学习的民乐，转投名师学习打击乐。“在自己面前摆放着5只凳子，每天头戴耳机敲凳子，那就是我鼓手生涯的开始。我的第一只鼓是用变压器的绝缘筒自己做的。”鼓三儿笑着回忆，“我喜欢节奏，所以选择敲鼓，那应该是一种冥冥中的热爱。”
他是崔健的御用鼓手，当年他就是靠手里的鼓槌征服了老崔。“一个朋友让我帮忙，我就去敲了一把。那天晚上，老崔就跟我朋友跑来我家，问我愿意不愿意和他一起创作音乐。我立刻表态，搞创作这么好的事情我当然要支持。”在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两只触摸摇滚的双手一拍即和，两种关于音乐的理想一点而通。不久以后，他们就在鼓三儿家里试奏了崔健的成名曲《一无所有》，很快，他们就开始录唱片。“那张唱片前前后后录了一年多，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对一些细节不满意，也正是因为这样，那张唱片到现在听起来，依然是张经典。”
那些最痛快的日子叫巡演
“那是我这一辈子活得最痛快的日子。”关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巡演，鼓三儿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那时，他们在全国进行巡演，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引来无数赞美、追随和疯狂。“这边音乐一起，台下的观众就好像都进入了疯狂的状态，跟着我们一起放声歌唱。”我一再追问巡演里最难忘的场次，他都没能在记忆库里搜寻到。“我只记得每场表演都特投入，每个观众都特热烈，值得骄傲的事情似乎也没有什么。”但对于第一次演出的小尴尬，他却直言不讳，“我们在二外表演，上去一张嘴，学生们就开始让我们下去。但那个时候什么都挡不住我们的热情，这根本算不了什么，我们只相信，‘这音乐很牛，肯定能行’。”于是，他们转战北大，在这所每个角落都藏着文化的学校里，一演就是一个月。“北大的学生特别喜欢我们的音乐，摇滚迅速占领了北大校园。”
那些最热爱的事业叫打鼓
孤独，在整个采访中间，他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个词语。“我下台回到房间就觉得孤独，每个做音乐的人应该都会有这种感觉，可能是因为在台上投入太深、消耗太多的缘故吧。”1992年后，他曾经因为一些理由离开了崔健的乐队，“我在那一段时间做过很多事情，但是我发现，我最喜欢的还是打鼓。”于是，他再次回到崔健他们中间。之前的排练就是为了10月份的演出做准备。“孤独一直存在，现在我们做的音乐似乎都成了实验音乐，这简直是个黑色幽默，但没关系，我们一直在用心做，坚持是最难得的。”
“并不是摇滚本身不好了，其实，大家的欣赏水平一直在提高，太多资讯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大家的注意力分散了。”对于目前摇滚在中国乐坛中的沉寂，鼓三儿这样理解，“现在的精品确实少了，可能是因为现在音乐人也比较浮躁。我们这一代都曾经因为制度的要求，练就了特别扎实的基本功，现在的孩子坐不住，虽然资讯接收的宽度很大，但是却没有我们这一代深入。但他们也有自己的表达，重要的是用心做。希望喜欢摇滚的人也能用心去听。”
本报记者 刘岩
采访手记：与鼓三儿相谈甚欢，一是因为他没有架子，完全不会摆出一副“我是艺术家”的范儿，二是因为他海阔天空，骨子里透着北京人的豪爽。若让我用一句话来描述他，我会说：他是在后门桥推着破自行车的中国第一鼓手。似乎意象有点混乱，但正是这个画面，让我看到了他身上释放着和隐藏着的摇滚精神。
鼓三儿：原名张永光，中国第一代摇滚乐手，ADO乐队成员。从崔健的《一无所有》开始，便成为他的御用鼓手。他现时是中国乐坛上炙手可热的“第一鼓手”。
王晓芳：像？号一样拥有自己的天堂
像傻子一样有自己的天堂，不记得什么叫流浪，我满足我身体很健康，不用和你们一样，我吃穿不用钱和粮，不用和他们一样，我睡觉不用床。——眼镜蛇乐队 《像傻子一样有自己的天堂》
眼镜蛇乐队的鼎盛时期是1995到1997年。在这三年之间，这支乐队曾经在欧洲连续巡演30多场。最辉煌的时候，是她们首次作为亚洲唯一被邀请的女子摇滚乐队，参与了欧洲的一些规模盛大的音乐节。对此，王晓芳直言不讳地说：“得到这样的机会是因为我们的新闻点，在当年的外国人看来，中国竟然冒出一支女子摇滚乐队，这恐怕太不可思议了。”
组建眼镜蛇的契机是，乐队成员都是“女朋友”——摇滚爱好者的女朋友。“当年的摇滚圈子很小，老崔一有演出，摇滚圈里的女朋友们就凑到一块儿。这些女朋友也都是搞音乐的，互相一问，每个人玩的乐器都不一样，于是就想到做个自己的乐队。”开始成立乐队只是觉得好玩，但是玩到后来，真的能向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了，王晓芳说她们才感到“倍儿紧张”，而且大家也全有瘾了。“我们成了一支职业摇滚乐队。到现在我也认为我们是国内唯一的一支职业女子摇滚乐队。”
在10年职业摇滚生涯中，眼镜蛇乐队成员把自己原来的工作都放弃了，但乐队只出过两张专辑，她们靠演出生存。而当时参与国外的音乐活动只是交流，主办方负责吃住行，乐队能参与已经感到很光荣，那些活动没有太多出场费。而在国内能演出一回很不容易，她回忆说，当年赚钱主要靠在外地演出。那时演出一场，每个人有时能拿几百元，有时能达到更高。
就这样，风流云散前，她们一起走了10年。在贺兰山音乐节，眼镜蛇乐队又找了两个新人做了一场演出，演唱的依然是从前的经典，为了情感，大家都很高兴能再次同台聚会，但就音乐发展来看，“眼镜蛇乐队”已经定格，成为历史。如今的每个成员都有了自己的路，大家已经改变。王晓芳依然住在她从前一直住着的小房子里，依然只做她自己愿意和喜欢做的事情。虽然她此时不愿意再谈什么是“摇滚精神”，但是她承认摇滚改变了她，使她成为一个为了自己的精神生活可以和社会较劲的人。“不低头”，王晓芳用这三个字总结这些年来的自己。“要想得到钱的话当年我们也是有很多的机会，但是那时我们根本不会去考虑那些。现在也不是没有赚钱的机会，只要改变自己，比如按别人喜欢的样子写歌。我如果这么做，还不如躲到一个角落里抽自己。我就是让自己极端一些，自私一些，只有如此，我才能让自己更坚强。”
现在的王晓芳除了给一支非洲乐队打鼓，还是一个国际学校的音乐教师。她喜欢给学生上课的状态，“现代人到处乱蹦，学校是一片净土。”她也很珍惜自己给学生上课时所得到的重新学习的机会，王晓芳在音乐上这种纯净的孜孜以求的劲头与周围环境几乎格格不入。也许这就是摇滚带给她的傲慢与偏见，这就是她用强韧的神经支撑着的个人自由。王晓芳依旧一直在做音乐，除了和窦唯、文宾合作的《幕良文王》外，这些年来她写了很多作品，自己做成小样，有心情的时候她把唱片封面都自己画好了，但这些音乐作品却一直没有出版。至于原因，她说是：市场太混乱了。
近年来王晓芳还拍了一些DV作品，她采访别人，把文字整理记录下来，还写了很多国外旅行日记，她刚刚考虑将这些散记出一本书。而这对一个用十余年时间十分低调地不断进行个人累积的艺人似乎是非常必要的。厚积不发，人是要发疯的，而这完全是自己对自己的压迫。而再回想一下当年那个站在台上轻轻松松就能发出一声吼的状态，你就会看到，十几年的时间，给予一个摇滚人的深刻变化。
本报实习记者 王天翔/文
采访手记：在眼镜蛇乐队最为鼎盛的时期，由于演出机会不多，使得眼镜蛇乐队留给我们更多的，似乎是一个和摇滚有关的女性符号。王晓芳的一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她说：我似乎一直是在用我的思想影响我自己。这使我想到，如果当年的她们，也有如今这样铺天盖地的粉丝，如果那样，王晓芳还会像今天一样，在寂寞孤独一去不归的精神寒途苦苦求索吗？如果不是缺少外界强大的粉丝团，她们会用那样强大的内心情感力量让一个职业摇滚乐队坚持长达10年吗？王晓芳说，她很少看如今的娱乐节目，对于超女现象她没时间关注，也没愿望评价。她说，别人怎么样是别人的事，只要他们觉得快乐就好。对外界的态度越是宽容，让人感到她——我想她可以代表一部分音乐人——他们对自己就越是不宽容，而这种品质对于现代人已经非常稀少而珍贵了。
王晓芳：中国第一支女子摇滚乐队的主唱兼鼓手。于1989年同主唱兼吉他手肖楠、键盘手虞进、贝司手杨英共同组建了眼镜蛇乐队。眼镜蛇乐队共有六位成员，萨克斯手是林雪。
梁龙：我们了解娱乐界
人要是想出名, 劝你风流别下流 ,百姓的眼睛亮 管你跟谁谁高颇斜 ,我们了解娱乐界 ,我们了解娱乐界, 我们去影响那娱乐界呀 ,谁该去普法娱乐界 管谁去整垮这娱乐界呢 ,人之初性本善呀 ,头回碰见就使劲爱 ,爱来爱去糊涂的爱 如今是爱谁谁了。——二手玫瑰《娱乐江湖》
梁龙：二手玫瑰不是第一支把中国民乐带进摇滚的乐队，而主唱梁龙不是中国摇滚圈里第一个男扮女装上台的，但二手玫瑰东北民歌和二人转的结合演绎方式，再加上梁龙喜欢拖音的演唱，让当下的众多摇滚乐队里没有一支比他们更具有近乎恶搞的幽默感。
梁龙的摇滚启蒙是受黑豹和唐朝乐队的影响，“我和崔健擦肩而过了，上初三时我正在学架子鼓，自以为是个前卫青年，那时候崔健在我们老家发行的专辑叫《南泥湾》，我以为是民乐呢，看都没看。后来，从北京亲戚那里才知道，他是最棒的摇滚乐手，买来一听，我决定这是我应该做的事业。”
1999年梁龙第一次来北京混的时候，还处在既瞧不起别人，对自己也没自信的尴尬状态。那时候他做的音乐，现在自己也觉得挺傻：“有流行布鲁斯风格的，也有扯着嗓子喊‘不活啦’的，排练那帮哥们讲话：你到底喜欢什么东西啊？”
脱胎换骨的改变，是梁龙回到哈尔滨组建了“二手玫瑰”并参加了当年的“哈尔滨第二届摇滚音乐节”，“所有乐队走完台，开饭发包子，我们一个也没有，根本没给我们预备。我觉得他们认为我们是农村来的，所以看不起我们，于是我就把自己的头发乱糟糟扎了满头小辫，抓起旁边女孩的唇膏把嘴抹了，还在脸上画了个眼镜———你不是笑话我吗？看谁能扯！结果一上台，2000多人的场子炸了。三首歌，第一个唱的是《采花》，咧着唱，底下人就已经疯了，到了第三首歌完全是在地上躺着唱的，唱完把麦克一扔走人。第二天舆论起来了，我们被誉为‘民族朋克’。”
玩疯了的梁龙，明白了娱乐的含义，“首先你得让观众记住你，然后才是共鸣。”化装演出，歌词调侃，甚至找到了黄燎原，签约，出片，巡演，跨入新世纪的二手玫瑰红得发紫，“2005年，我们能拿的奖都拿到了，好像一下成了主流。但问题也来了，生活得好一点，是所有人的自然渴望，乐队成员希望我写些容易流行的歌，好能高兴地挣钱。”有些人开始质疑二手玫瑰是伪摇滚，是浮浅的卖弄、拿中国民族音乐元素炫耀，乐队也出了问题，2004年乐队还停了一阵。“其实，稍微了解我们的人就会知道，二手玫瑰并不是像表面上看的那么浮躁。我一直相信，只要是认真做的音乐都是好音乐。有的人认为我们的作品不太摇滚，其实只不过是表现形式不同，谁都不能否认这就是一个娱乐的时代。伍佰说北京的摇滚乐手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出狠的歌词，身心疲惫让人心疼。但这个年代不只需要心疼。一拳打过去太直接，现在的观众需要的是笑着聊天。这不是对市场妥协，今天去掉一句歌词，是为了明天让大家听到100句，如果有一天我拥有真的话语权的话，我会尽可能地胡说八道。”
去年梁龙重组了“二手玫瑰”，歌词风格没变，演出方式没变，观众市场没变，看了二手玫瑰演出之后也有笑着摇头的情况也没变，“有人对我们不理解，是因为现在的娱乐圈还是太平淡，非传统现象能让观众产生更多的判断力，所以二手玫瑰应该多出，不同的东西越多越好，现在的市场需要的是强刺激。不要说中国摇滚不行了，大家需要精神偶像，我也会给他鼓掌，但偶像倒掉时，完全崩溃的人不多。一个偶像倒下，一千个偶像站起来。更不能怪什么商业，只能怪艺人本身，摇滚乐是要让大众听到的，不是边缘艺术，如果你连口饭都整不来，有什么理由说你的音乐是代表大众的呢？现在的市场需要生活和艺术上都坚持的艺术，如果倒下就骂街，证明你还不懂娱乐界。”
本报记者 王立成 武静
采访手记：听梁龙说话远没有他唱歌来得有趣，没有化妆的他也远不能和艳俗之类的词扯上关系。一个典型的东北大汉，执着地想为娱乐添点儿料，想给人民唱唱歌，想给中国摇滚做些事儿。
秋野：青春的岁月 我们身不由己
青春的岁月 我们身不由己
只因这胸中 燃烧的梦想——许巍《完美生活》
秋野：子曰乐队主唱。自1995年组建至今，子曰只出过两张专辑，却获得了“非常中国、非常现代、非常民俗、非常摇滚”的乐队称号，并被推举为“人文摇滚”的先驱和代表者，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更是在众多的音乐类型中被誉为“子曰式音乐”。
与秋野的沟通是通过网络，他满口的网络语言，简直颠覆了我对摇滚人的想象。但一位酷爱摇滚的朋友的一席话让我恍然大悟，“其实，真正的摇滚人就是单纯、执著，他们就是想要永远年轻啊！”不错，看文字中的秋野确实如此。
选择了音乐，痛并快乐着
秋野抱起吉他的那一年是1985年，“那时，‘摇滚’似乎还没有像今天这么清楚的概念。喜欢上这样的东西可能因为我是一个非传统的人，这表现在我年轻时对于‘主义’的理想与追求。那时候，我在音乐的领域里的偶像是‘内地’的崔健和‘外地“的罗大佑。之所以有内外之分对我来说是在音乐理念上的不同，所产生的层面和影响的不同。但他们同样的具有‘精神’作用，前者像是把刀子，而后者则是个大夫，一个像是刮骨疗毒，一个像是敷伤止痛。直到打口带来到了北京，我便有了更多接触音乐的机会。回想起来其实最吸引我的不是音乐的形式而更多的是他们在音乐里面的态度。而在那个时代‘愤青’一词似乎也是因为态度而‘精神’的吧？”从那时起，秋野就一直在音乐这条道路上行走，“对于过去的事情已渐渐模糊了，而且我也是那种不太喜欢回头看走过了多少路的人。总而言之是选择了音乐，痛并快乐着。”
摇滚乐手需要多照镜子
对于中国摇滚乐手最需要的是什么这个问题，秋野给出了这样半可爱又半戏谑的答案，“如果就其形式而言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在家里多照镜子。因为它会直接决定你在舞台上的关注率吧。若要谈到内容那应该是‘摇滚里的精神’或者叫做态度吧，重要的是自己的态度。它会决定你在生活中或舞台上开心与不开心。再有就是修身养性了，这个相对来说就比较难了，因为在它藏在‘摇滚’背后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和如何做人有直接的联系。”对于中国摇滚乐，秋野有着相当乐观的态度，“就当前而言。摇滚是各路英雄的空前联盟，正在机会的大道上集体狂奔的状态。前景是一片大好的啊！我个人觉得有点儿‘失真’也许是正常的，那是为了摇滚的成长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如果谈到步伐，或许有一天当我们不用再为了回顾而回顾的时候，进步可能就真的来了。如果非要问为什么，回答当然是：‘先喂小米儿啊！’吃饱了再说。”
写出脑白金的摇滚乐手
曾经的《第一册》，让乐迷们记住了“子曰”这个乐队。平淡古雅的配曲和朴实戏谑的歌词，给一直激情飞扬、沉重辽远的中国摇滚乐带来了一阵清新之风。但自从2002年的《第二册》之后，子曰便沉寂了。秋野的名字开始出现在电视剧的配乐中，那首著名的脑白金的广告歌，也是出自他手。网络那一边的秋野不愿谈起关于“摇滚乐”的理想和责任，他说：“那种由来深远且不合时宜的话题还是不说为妙。千万别拉我去冒充什么‘杆子’啊那会很疼的！”这个摇滚乐手在向现实妥协吗？“广告歌我只做了一个，因为我喜欢‘脑白金’这三个字的创意。电视剧和配乐是为了锻炼自己不负责任的那一面的。说到‘妥协’，我总觉得这词用的有点儿怪。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当理想还没有被现实中理想的数目收买时，所谓的妥协就是我们意想的柏拉图式的‘精英’们即将‘沦落’的前兆？如果是的话，那么这个世上本就没有‘精英’而只有意想。因为其下场要么是饿死，要么因变节被粉丝骂死。总之是不能活的了！”秋野说，目前的他正在试着放松自己寻找感动，并学会如何选择。
本报记者 刘岩
采访手记：对于秋野的采访，形式很特别。在他的要求下，我们采用了邮件采访这种“新人类”的形式。我只能说，网络中的秋野很网络。他说：“我喜欢网络语言，我最近忙着在BBS里聊天儿呵哈”；他说“可以学学超女啊伍的把自己弄得中性点儿，不求最好但求最酷哈哈……”他还说“这专辑啊您说：（唱东北味儿的）‘你出它有啥用啊！’哈哈呵…”对于每一个沉重的话题，他似乎都在四两拨千斤地避开。关于理由，只有一个:“其实是真有点儿害怕说错话！”
幕 后
“从未想过你我会这样结束
心中没有把握
只是记得你我彼此的承诺
一次次的冲动”
在一条名叫市场的大道上，幕后的英雄与他们的爱人诀别，远离，狂奔，或者杳无音信。
沈黎晖：:还未找到离开的理由
看看蓝天就像没发生过 ,我们只有今天
我明白 我们已经厌倦 ,可还未找到离开的理由。——选自《口香糖生活》清醒乐队
沈黎晖：清醒乐队主唱。1997年成立摩登天空唱片公司。创办过《 摩登天空 》、《 听 》有声音乐杂志。引进Radio Head的唱片《 KidA 》、举办了Suede在中国的演唱会。
“我一直想给崔健提个建议，希望他给自己的孩子写一首歌，因为我觉得愤怒除了说明你对现实束手无策以外不能改变任何东西，对吗？”沈黎晖严肃地扶扶黑色的宽边眼镜，一点没有开玩笑的意思。
1984年的沈黎晖肯定没想到自己以后会坐在总裁办公室里有模有样地接受采访，那时候的他刚刚进入青春期，如果说那时这个秀气的小男孩有什么正经爱好的话，那只有集邮了，而他攒邮票的唯一动力是成为北京最牛的倒卖邮票个体户。这个现在看起来有点市侩的梦想几年后由于家中被盗而毁于一旦。
1988年，沈黎晖考进北京工艺美院，关在笼子里的猛兽冲了出来，并很快循着味道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这群穿着破牛仔裤顶着一头长发的闲散人员每日里在北京各大高校里四处乱撞，为的就是能寻找到各种摇滚资讯和乐队演出。但是好音乐和好演出的匮乏让他们失望透顶，于是组乐队的念头冒了出来，沈黎晖还清楚地记得，他们曾经在破旧的排练场遇见了一支乐队，看起来相当有范儿，后来别人告诉他说这也是个新组的乐队，叫唐朝。
那应该是一段在他生命中十分美好的时光，因为每次谈到它的时候沈黎晖的脸上都好像瞬时被光照亮了似的。在那些洒满阳光的夏天，几个年轻人骑着咯吱作响的自行车在充满蛙声的麦子地里穿梭，除了黑黢黢的小饭馆和闷热的排练室以外好像都没什么可去的地方。他们越来越好像和尚一样对别的事情无欲无求，满脑子都是音乐，但是出家人是不会把乐器搬到教室里的。他们在老师狐疑的眼光下挨了一天后，给同学们举办了一场只有一首歌曲的处女演出，效果好得出奇，以至于学校甚至想让他们做老师交谊舞会的伴奏乐队，并许诺给他们置办一套新的乐器，这段故事最终有个完美的结局：没有一个人记得要他们为交谊体舞伴奏的事情了。
1994和1995年，是货真价实的中国火，唐朝火了，黑豹火了，魔岩三杰掀翻了红 体育馆，这是地面上的事情。地下的也没闲着，“穴位”“石头”包括沈黎晖的“清醒”乐队在马克西姆餐厅已经小有名气，相信有的人还记得这么一本杂志——《盛世摇滚》，是的，所有人都相信摇滚的盛世已经到了。但是随后几年盗版的泛滥像癌症一样侵入了音乐工业的五脏六腑，包括魔岩、红星在内的大大小小的唱片公司直接被废掉，最尴尬的那些已经被喻为神一样的摇滚老炮，他们已经做惯了爷，又弓不下身子，于是只能摆出一个愤怒的姿态变成了化石。对于沈黎晖，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寒冷的现实有助于理想的保鲜”。1997年，他用自己印刷赚来的钱组建了摩登唱片，10年间也就这么一步步走了下来，从持平到小有盈余，从现场演出到铃声下载，摩登天空已经俨然成为了一块中国原创音乐的金字招牌。
现实中乐手和老板的多重角色让他对这个世界有点视觉偏差，或者说，他左眼看到的是一个完整而现实的世界，于是右眼干脆不再睁开。
“你想对那些和你一同经历摇滚20年的兄弟们说点什么？”
“摇滚这东西根本不值得维护，它只是一个唱片上的牌坊，如果你对世界充满感激，那么你睁眼看见的都是摇滚，如果你根本不爱生活，那么去他大爷的摇滚，你也顺便去死吧。”说完这话，他脸上又露出了招牌式的灿烂笑容，清醒得要命。
高鹏/文
采访手记：在整个采访过程中， 沈黎晖始终体现出来一种难得的坦诚。他极力地想把摇滚作为一种创意产业的衍生品来评论。可惜这种努力在谈到清醒乐队的时候就失去作用，他会变回那个手执吉他的大男孩，手舞足蹈滔滔不绝。20年的时间里，有人孤零零地来了，又孤零零地走了，只留下了咒骂和叹息，而沈黎晖学会了如何让自己分成两个人，无论是盛夏还是严冬，搀扶前行。
老哥：我所做的一切你都值得
我收获快乐也收获折磨,我所做的一切你都值得,要笑的灿烂令世界黯然,就算忧伤也要无比鲜艳。——郑钧《怒放》
老哥：原名王昕波，曾组建了中国最早的摇滚乐队“万李马王”。中国摇滚圈领军人物崔健、唐朝、黑豹等的早期专辑均出自其手。他还制作了《摇滚北京》、《摇滚中国》、《中国火》等大量摇滚专辑，目前，正在制作新人，是国内一流录音师及制作人。
摇滚圈的人都叫他老哥，那是因为他在摇滚圈的资历老，老哥曾经组建了中国第一支摇滚乐队，录了崔健的第一张专辑，他说起当年的崔健会使用“这小伙子”这样的代词……老哥一派儒雅风范，话不多，情绪也并不外露，只是当我提起摇滚20年的时候，他淡淡地说了一句：“摇滚对我来说已经有30年了。”眼睛里带着几分怀念，几分期待。
做摇滚乐队第一支
“1971年的时候，我偶尔听到了‘披头士’，当时一下子就被震撼了。我被那种声音所吸引，虽然歌词根本听不懂，但心就是被那种声音给抓住了，人就是被这种声音给打倒了。于是，我就钻进这种音乐里去，对什么都没兴趣了，就是玩命地听这种东西，找这种资料。”在那个样板戏一统天下的年代，老哥就被这“天外飞音”迷住了，用他的话说，“这种声音太意外也太让人感动了”。
这样的感动从老哥身上向周围蔓延，上世纪80年代初，他和几个二外的朋友成立了“万李马王”这个组合，也就是中国第一支摇滚乐队。“那时候我们都是COPY‘披头士’的作品，没有自己的创作。”尽管如此，他们的演出依然只能用“轰动”两个字来形容。“那天是各外国语学校的汇演，一般都是英语朗诵、诗歌或者是独唱、合唱什么的。我们一上台就完全不一样了，‘咣’一出声音，就把下面的人给惊住了。”
录崔健唱片第一张
“那时候我就觉得，崔健这个小伙子不错。” 聊起崔健的时候，老哥并没有拿出“老字辈”的样子。
1985年，老哥和一些朋友在小西天的一个排练场一起玩音乐，崔健也是常客之一。“崔健开始唱的都是英文歌，那时候开始，我就注意他了。后来，我在中央歌舞团，他过来排《一无所有》的时候，我就认定，崔健一定能红。”
从摇滚乐手到录音师，对于老哥来说根本没有任何障碍。“我从10岁开始就玩无线电，初期的乐器都是我按照看到的国外乐器自己做出来的，我不但喜欢摇滚音乐，而且对音乐的技术上、电子上整体都很感兴趣。对于做机器的人来说，玩机器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那时候，录唱片是非常快的，一般来说3天就能录完一张唱片，快的甚至一天就能录完，我以前也做过无数张这样的唱片。但是，崔健的第一张唱片我们前前后后录了一年时间，这是我录的第一张创作性质的专辑，过了这么多年，我还是觉得这张算是录得最精细的唱片之一。”
当中国制作第一人
“我现在做制作人，最想做的就是推出新人，比如我新作的这张唱片就是摇滚乐和古典乐的结合。现在不是所有制作人都能做这样的唱片的。”事实上，老哥一直在为中国摇滚乐挖掘新人。上世纪90年代初，他制作了《摇滚北京》、《中国火》等一批摇滚唱片，点燃了更多中国人对于摇滚的热情。“《摇滚北京》是为了扶植新乐队，那时候，摇滚演出是受限制的，但有很多乐队都是很有才华的，我就把他们制作成音响制品，推荐给大家。”这些唱片的面世，让我们认识了轮回、超载、眼镜蛇等一系列乐队。而做这些唱片的几年中，老哥最常住的地方就是录音棚。
“中国人文化根基太深并且习惯于内敛，摇滚这种文化来自西方，不能很快被接受，所以，中国的摇滚注定就不会有西方那么火爆。现在，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快餐文化的时代，大家不愿意深入地关注一种文化。也是摇滚似乎在沉沦的原因。”老哥回答摇滚为什么没有十年前繁荣这个问题时，皱着眉沉默了一分钟。“其实，中国的摇滚乐一直在上升，现在摇滚里蕴含的元素更丰富了。”说起中国摇滚的未来，老哥眼睛亮闪闪的，我想那光芒的名字应该叫做希望。
本报记者 刘岩
采访手记：“坐这儿听。”老哥搬了一把椅子放在音响中间对我说。老哥让我听的是他正在制作的唱片，一个新人用吉他摇滚地诠释门德尔松。我感觉得到他为这张唱片所费的心思，因为就连听音乐的位置这样一个小细节他都注意着。在那一个个华丽音符从音箱里飘扬而出的时候，我在想，中国摇滚一定会在这样的制作人手中再走向辉煌。
吕玻：循环的太阳伴随我一天天成长
又是一个早上还是那个太阳,象昨天一样享受着美好的时光,树叶又绿了刚刚过了冬天,还是象去年一样,你笑得很欢畅哭得那么忧伤,永远走不到远方,循环的太阳伴随我一天天成长。——冷血动物 《循环的太阳》
吕玻：36岁 原嚎叫俱乐部创始人， 现《嚎叫唱片》CEO。
8年前的每一天正在电脑屏幕上流淌。撕心裂肺地歌唱，撒泼打滚般跺脚，摇摆着摇滚是这些打着钉、挂着链、喝着酒、刺着青、染着发的青年们极乐的宣泄。每个人的脸上都勾勒着难以控制的情绪，下穿苏格兰裙子的男人，上身只着文胸的女人，满眼所见，却是吕玻再熟悉不过的生活。
1998年元旦，吕玻的嚎叫酒吧开在了五道口的一条不起眼的巷子里。他和朋友投资了15万元，不为别的，只是理想。就像不期而遇的恋爱一样美好，撞见了，便一头栽了下去。
当年的五道口还是一片只通公车375的荒凉地。却也生长着四五个摇滚酒吧。你都不知道从哪儿冒出那么多小孩。一到晚上，酒吧里就聚集了不少人气，都是15岁～22岁的孩子，看似无所事事却显得特别快乐。
吕玻还记得嚎叫酒吧开门的第一场是唐朝的友情专场，到了4月份，就开始密集地演出，人也渐渐地多起来了。
“冷血动物”、“舌头”、“苍蝇”、“无聊军队”是这里的常客。每到周末的晚上，80平米的地方就被挤得水泄不通。一个空调的冷气显得无能为力，也没人在乎，红到冒汗的脸加上酒精和摇滚的刺激，衍生出各种自由发挥的动作。
“老外来到这里都疯了，这是中国吗？没人敢相信。”吕玻说。酒吧内，人们的荷尔蒙已经完全崩溃，舞台和观众的距离只有一个低矮栏杆的微不足道，经常有圈外人跑到台上去抢乐队主唱的话筒，然后就听满场的人高喊“打他！打他！”之后，就看见一堆人把一个人抬了出去，不知所终；酒吧外面的人在门口抽着烟，喝着啤酒，玩着滑板，整条胡同内外都弥散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气氛。有一个经常来这里狂躁的留学生，最终受不了这里的诱惑，自己在学校组了支摇滚乐队叫做“燕京白痴”。
酒吧的门票一张10元～20元，不算贵，但多数人都是拎着大瓶啤酒径直走进来。除了老外和第一次来的人买票，“似乎第二次来的人就成了朋友，怎么好意思让人家再买票啊。”吕玻笑笑，“门票的钱20%留给场地，80%给乐队，那时候乐队每个人一个月能挣到三四百块钱已经很不错了。生活多是靠家里或朋友。”酒吧平时的经营将将能维持支出，却很难收回成本。
2006年的五道口，已没了嚎叫的踪影，却依然有摇滚酒吧和演出场地生存在这个高校扎堆的沸腾中，“混在北京的摇滚乐队大概有500支，但能靠演出吃上饭的也就不到20支。”吕玻说，“泡摇滚酒吧的铁杆粉丝，撑死了也就一千多人，哪儿的摇滚演出碰上的都是这帮熟面孔。”这种情况和8年前的境遇默契地打了个时间差而已，相似的令人心寒。
“对年轻人来说，摇滚有时候只是一种表达个性的工具。”吕玻看着摇滚在他生命里怒放着，萎靡着，半死不活着，也看清了8年前昙花一现的疯狂。“那个时期的年轻人，苏醒到崇尚个性，要活得跟别人不一样，于是摇滚便成了最好的外包装和话语方式。”也许当他们成熟之时，便发现这种反抗的微不足道，也就“毅然”掉头离弃。所以摇滚虽然不断有新鲜血液进来，但也不停地长大“流失”，从没有积淀成一个可观的金字塔基数。
如今的吕玻，仍然固执地继续做着和摇滚息息相关的“未竟”事业，“这是我的爱好、理想和生活惯性。”吕玻如是说。好听的摇滚乐在他的心中这样流淌：“好的旋律，好的合声，只用一把木吉他弹出来也很好听的。”
一切，看似简单却是难产。
本报记者 刘静
采访手记：大热天习惯穿一双靴子的吕玻蛮有摇滚气质，几年前也曾是长发飘飘的摇滚乐队吉他手，只不过现在留着短短寸头的他最高兴的事是宝贝闺女的出生。他每周依然会去五道口，买书，逛街，他说：“五道口的灵魂还未丢失，一切依然存在，但你依然不一定能发现它的所在。”
郝舫：不再埋葬真实的自己
我要向你展示力量,不再埋葬真实的自己,多情的自卑已不存在,表现的欲望不再闭息,想现在已习惯暴露自己,释放我的情绪,我要走进飘渺的月亮,感受那精神与未来的生。——唐朝《九拍》
80年代那会儿，郝舫学的是哲学，听的是古典音乐。用他的话说，活得还挺“矫情”的。让他折在摇滚乐上的，是美国的大门乐队。电影《现代启示录》的开场和谢幕都被大门乐队演绎得完美。那糅合在猛烈旋律中的诗歌化歌词有如一件精致的艺术品，让郝舫无论如何也放不下了。
学生时代的郝舫，很大一部分时间花在转磁带上。从西边坐公共汽车到东边，就为了转两盘摇滚磁带，是常有的事情。在五道口淘打口带也是过瘾，有一次郝舫遇到一顶级“尖货”，老板硬是开价50元，兜里就揣着60多元的郝舫费尽了嘴皮子磨了一个多小时，还是以50元成交。遇上这种“尖货”，回宿舍第一件事就是先转录一盘，往死里听，原带一般得供着，跟宝贝似的。
很早就接触到国外摇滚的郝舫，还是被崔健的《一无所有》给震了。“糙是糙了点，但是非常的本土化，完全是另一个美学指标。地地道道的中国产物，是可以进入身体的音乐。”郝舫如此评论。
但中国摇滚的问题是，只有一个崔健，一个张楚。“我常常想，为什么作为一个中国人，对外国摇滚的共鸣反而比对中国摇滚的共鸣来得强烈。”感受不到共鸣的郝舫却感受到了中国摇滚的姿态，很多人觉得听摇滚、玩摇滚的就比别人高人一等，非得把自己择出来，那不能够啊。“看看现在听摇滚的长得好看的女孩都没几个，就知道中国摇滚的影响力了。”
关于中国的摇滚，郝舫说，姿态真的不重要。摇滚是娱乐体系的一部分，出来混江湖的，一定是有人捧场也有人砸场，捧场的人多总不是一件坏事。所以，不要总是端着。
也许，我们误解了摇滚，没有混过这个圈子的人，想象不出该以什么样的形容才能容纳下摇滚的惊世骇俗。对世俗的不屑，对平常的反抗，是媒体还是摇滚人自己把自己困在了一个缺氧的屋子里，说不清楚。只是，外面的人看着憋屈，里面的人也不舒坦。但就是这样，谁也不想着伸把手拉开门，让大家都透口气。两边都较上了劲，拧巴地水到渠成。
于是问郝舫，什么是摇滚最本质的东西，“摇滚乐最本质的东西不是叛逆不是干嚎，而是找到年轻人自己玩的东西。摇滚在国外是怎么产生的？在50年代，年轻人觉得现有的音乐玩得不过瘾了，他们要扭屁股、摇身子，便有了摇滚的音乐形式，是个性解放，什么都不在乎，不要有那么多的规矩。”郝舫说，在国外的摇滚音乐节上，人多得上厕所要排队，姑娘们就找了个墙根直接解开裤子方便了，有路过的小伙子倒也不避讳，还作上个鬼脸，就是年轻人式的轻松。
国外摇滚乐队听起来也没那么至高无尚。“某著名乐队的贝斯手，2米多，我跟他照像时，他便歪着身子向你这边靠，很是照顾。欧洲一著名的摇滚乐队，4万多人的演唱会谢了8次台还没下去，到了后台，他们主动问你想喝什么。这样的乐队来了，大家都飞奔着过去，没人想跟这样的正常人较劲。”郝舫说他现在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给中国摇滚搬把梯子让大家都赶紧下来。“要把中国摇滚打回原型，成为青年人自我创作的娱乐手段。”也许，最初的才是最动人的。
本报记者 刘静
采访手记：郝舫刚从国外一音乐节回来，据说又蹦又跳持续高潮，搞得身边一国外小姑娘直冲他竖大拇指。他就是喜欢这种极轻松的方式，和其他方式没什么差别。所以，在他心里，即使有一天崔健和超女同台也挺好，2千人听崔健，8千人听超女，各得其所。
郝舫：42岁 著名乐评人， RollingStone音像世界主编、著有《将你的灵魂接到我的线路上——大众文化中的流行音乐》、《伤花怒放——摇滚的被缚与抗争》、《灿烂涅磐——柯特·科本的一生》等。
张帆：我必须学会新的卖弄
我必须学会新的卖弄呀，那样你才能继续地喜欢，因为艺术是个天生的哑巴，他必须想出新的办法说话。——二手玫瑰 《伎俩》
张帆：60年代生人的地地道道北京孩子，北京迷笛音乐学校校长。迷笛音乐节主办人。
41岁的张帆坐在对面，穿着浅蓝色棉衬衫和牛仔裤，腕子上戴着坦言只有千八百的手表，身上透着股子北京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自在和自信。“我做迷笛是件自然而然的事。”怎样的自然？“我就是喜欢摇滚。”
26岁当校长听上去就是一件充满了戏剧性的传奇。像所有的传奇都有一个神奇的起由，张帆和摇滚的故事开始于1981年。“父亲从国外带回的那盘盒带使我第一次听到摇滚。里面有Beatles、老鹰乐队、韦伯的《阿根廷别为我哭泣》，都是一些摇滚歌曲和器乐独奏。这么棒的音乐当时就让我疯掉了。后来这盘带子被我们班里的每一个同学借听，最后都快听散了。“我要向他致敬！”时至今日，那个年代激动的神情仿佛又回到了张帆的脸上。
这个在人大附中读书，打小从经贸委大院长大的好孩子，从那时起已注定要走一条自己的路。
一次意外的与迷笛的“接口”，使张帆由此进入摇滚界。MIDI（迷笛）是乐器数字化接口的缩写，简单来说，声音通过MIDI文件被记录下来，并在不同的设备上播放。迷笛音乐学校就像一个连接理想与现实的接口，把当初那个痴迷摇滚的少年变成今天每年培养几百名音乐人才的校长。而更有名气的迷笛音乐节，七年以来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人不能割舍的夏日狂欢。以从迷笛走出的摇滚组合为代表，新生代的摇滚力量已在慢慢成长，他们已经有机会将自己的声音通过迷笛的舞台传出香山，传到每个乐迷的耳朵里。
办学校的张帆经常被问起这样的问题：言必称欧美的中国摇滚，在演奏和设备上，还差多远？对于这样的说法，他总是充满了无奈：思想、技术、设备三部分决定了音乐的水平，之间的比例在我看来是，60%、30%、10%。我们用60%的缺憾去追讨30%，乃至10%的不足，不客气地说，是舍本逐末的借口。演奏技术的掌握是基础，但也仅仅是基础。音乐最重要也是最可贵的观念的传达、思想的传达，这才是使摇滚真正不老的动力，也是我们必须学会的“新的卖弄”。
引用迷笛学校的一位美籍爵士老师，每节课必讲的他仅知的一句中国话，“放松，放松，再放松。”——走过20年的中国摇滚，要用新的办法说话。
采访手记：当目光与张帆敏锐的眼睛碰撞到一起，当即就会知道，这是一双艺术家充满灵性的眼睛。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有一颗冷静的心。正是这份冷静的经营，使他能在中国摇滚这条漫漫长路上，用自己的方式做出些自己的事业。
王晴晴/文
黄燎原：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
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 ，上苍保佑有了精力的人民 ，请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 ，上苍保佑粮食顺利通过人民 ，真的不敢想要能够活着升天 ，只要能够活下去正确地浪费剩下的时间 ，这要经验还要时间。——张楚《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
黄燎原：诗人、摇滚人、制作人、经纪人、策划人，或者画商，唯一能肯定的是黄燎原从来热衷文化和市场。这个14岁就开始听Beatles的文艺青年，20多年来一直辗转于各种前卫艺术家之间，只是无论他转来转去做什么，身上总背着一个军挎，心里似乎总在惦记着摇滚。从唐朝到二手玫瑰，从2004年的贺兰山到2006年的深圳，黄燎原矢志不渝地在将中国摇滚推向市场，用他的话说：“思想不解放，灵魂不出窍。”
因为有些海外背景，所以黄燎原比一般中国文艺青年接触摇滚乐的时间还要早些，“大概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我就能定期听到一些西方的摇滚乐，当时就是觉得那是一种很奇怪的音乐，觉得特别闹，觉得很适合当时喧嚣的年代。”在黄燎原的印象里那时接收这种前卫文化的人很少，圈子集中在新华社、外交部、文化部的孩子，还有就是家里有人能出国的，文工团的、歌舞团的，和驻华使馆的人，“但起到决定性影响的还是崔健，1986年‘百名歌星演唱会’时，我在现场，我把最大的喊叫扔给了崔健。崔健第一场个人演唱会，我在现场，爱写诗的我和写小说的狗子边喝白酒边咆哮。我无论在什么场合都会说‘感谢崔健’，因为他给我带来了我懂事以后最真实的声音。”
黄燎原自己也录过专辑，据他自己说效果不错，但没有发行，“那是给自己听的，而我给自己的定位是让更多的人听上听懂摇滚乐。”据说，在平面媒体上写中国摇滚乐的前三个专栏都是黄燎原写的，第一个在《北京青年报》，第二个在《新舞台》，第三个在《中华工商时报》，“我做的主要工作是摇滚普及，也只有普及才能让尖端更尖端，前十年我基本没有批评任何中国摇滚乐，因为我觉得即使有人把中国摇滚骂得臭大街，但渗在摇滚骨子里都是芬芳。不知道别人在我的专栏里看出了什么，但写了几年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说了很多，人民见不到绝对是白搭。中国摇滚必须有自己的消费市场。”
1993年，黄燎原成立了汉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艾敬的《我的1997》、陈琳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和《摇滚北京》相继出炉，热爱文字和音乐的黄燎原由此真正转行成了音乐制作人，“在这个圈子里我一扎就是20几个年头，所有的风风雨雨有意无意地都吹打在我身上。清高的人骂我世俗，开始我觉得很痛苦，辩解的是所有的艺术都离不开商业。听得多了，我也习惯了，在一次圈里聚会的酒桌上，我拿起酒杯直接就说——我们应该感谢给我们投钱的商人，他们的思想和我们一样伟大。”
1998年一个朋友找到黄燎原，说郑州有个迪厅想做一场摇滚演唱会，让黄燎原帮忙请三支乐队。那天黄燎原喝了点儿酒，听说这事儿时恰逢豪气干云，“三支乐队有什么好玩儿的，要做就搞大点儿，咱们做九支。”没想到朋友跟那边儿一反映，人家说“行”。后来事儿成了，在新乡体育场，到场的有三万多歌迷，投资方投入100万元，门票卖了108万元，创造了摇滚乐集体演出的盈利记录，“我记得当高旗唱起《让每一个夜晚充满爱的火焰》时，观众席被打火机点亮，每一星火苗都像一把燃烧的火炬。”
1999年，唐朝乐队力邀黄燎原做经纪人，那时唐朝的张炬刚去世，出于和张炬喜欢上同一个女孩的渊源，黄燎原答应了，“我就觉得应该让这个乐队过上好的生活。至少得吃饱饭。记得我们第一年就有50多场演出，后来张培仁见到我说，他把唐朝从一个没名的穷人变成了一个有名的穷人，但我把唐朝从一个有名的穷人变成了一个有名的富人。其实，富人也说不上，但唐朝每个人都可以买车买房了。”唐朝之后，黄燎原又经纪了“二手玫瑰”，“那时的我已经更能把握市场了，二手玫瑰不但有演出有专辑，甚至连商标都注册了。”
2004年，离开了二手玫瑰的黄燎原干出了一件可以载入中国摇滚史册的大事，“有朋友找我为银川贺兰山的摩托车旅游节策划一场开幕的摇滚演出，他强调了‘策划’两个字，我知道机会来了。”参与演出的左小诅咒回忆在贺兰山碰见黄燎原的情景，“黄燎原低声地激动地说，赚了赚了！”这次同样以中国摇滚20年为主题的户外摇滚音乐节，在人们怀旧的欢呼中落幕的同时，顺便开启了中国摇滚巡演的序幕。
2006年7月底，黄燎原又垫钱办了深圳的摇滚巡演，“估计不会赔钱。现在很多人都在批判当下中国摇滚的思想性，其实大可不必。”
“中国摇滚的20年是不容易的20年，一直在这个圈子里做事情的人都不容易，它不是一个财富圈，是一个艰难的圈子。在深圳的间隙我和崔健聊天，彼此都在感叹‘没有想到摇滚乐成为我们养老的饭票’，我希望所有摇滚人能坚持住，等50年的时候，做一场‘50摇滚演唱会’，让人们看看，进入市场这么多年，我们没变。”
本报记者 王立成
采访手记：和黄燎原见面的地点是在他刚开不久的“现在画廊”，3点见面，准时在铁制的楼梯上传来了叮当声，几乎光头，斜背着军挎，一次采访，被手机打断了6次，被访客打断了4次。每一次黄燎原客客气气，彬彬有礼，只有在说起摇滚时，黄燎原的低声才会被自己时而的高亢打断。像个商人，像个还有些理想和希冀的文化商人。
张有待：我想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
我脚踏着大地我头顶着太阳，我装做这世界唯我独在，我紧闭着双眼我紧靠着墙，我装做这肩上已没有长脑袋，我不愿离开我不愿存在，我不愿活得过分实实在在，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我想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崔健《从头再来》
张有待：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北京音乐台DJ。长期致力于摇滚乐、爵士乐、电子乐的传播。主持的“新音乐杂志”、“LISTEN FM”等音乐节目，被认为是“影响了一代人”的节目。曾参与美国格莱美颁奖典礼、荷兰北海爵士音乐节、苏黎士电子音乐节等大型活动的现场转播。在中国摇滚乐鼎盛时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曾多次组织听众喜爱的摇滚乐队演出活动。
千万别被标题吓倒。36岁的北京音乐台DJ张有待同志从中学时代就爱上了摇滚，尽管在之后的音乐旅途中他同样深爱着爵士和BLUES，但作为入行的重要因素，他对摇滚有着特别的感情。
被摇滚征服的年代
有待1985年开始接触摇滚，最早是听朋友们从国外带来的磁带，他最喜欢披头士乐队，并为一句歌词所动容，“生活是一首伤感的歌曲，我要把它唱好。”在中戏上学的时候，他成了宿舍的DJ，当其他人不知摇滚为何物的时候，他用自己的录音机在狭窄的宿舍中传播着这种中国刚刚有，而国外已经流行了几十年的音乐。据孟京辉同学回忆，那时的有待穿着黑风衣，看见朋友就从兜里拿出盘磁带，神秘地说：“这个带子，拿去听。”由于在传播摇滚文化上长期不懈的努力，他被封为“摇滚普及办公室主任”。提起这些往事，有待一笑，说最早他在宿舍播崔健的歌大家都抗议，等崔健的歌流行了起来，同屋的人又强烈要求他放出来听，那是摇滚刚刚登陆中国的时代，“中国摇滚的这20年中，有两个发展的高峰，第一个时期是上世纪80年代由崔健带动起来的；第二个时期则是1993年、1994年，以魔岩三杰的崛起为代表。”
有必要纪念摇滚吗
在有待看来，经过了二十年，中国摇滚似乎又退回到了零点，但是也不用感叹当时摇滚曾经辉煌，现在却不行了。没有很有力度的乐队出现，正说明了从前没有上过的音乐课今天要补回来。每种音乐的发展都需要社会大环境，需要新的一代生长起来，需要更开放的心灵和眼光，没必要认为摇滚是高傲而流行音乐是很俗的，这么想的人本身就不了解摇滚。短暂的20年中国摇滚是在畸形的心态下生长起来的，很多人为了另类而另类，为了反叛而反叛，背离了音乐本身，最终只能是亵渎了音乐本身。如今的中国音乐人，应该以音乐的发展为主，不要纠缠在摇滚这一种形式上。中国现在的环境，摇滚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也是一种循环，回到零点，是最好的，说明新的力量就要诞生了。
有待是热爱摇滚的，但是他更热爱音乐，音乐本身的东西要比概念更打动人。他不觉得纪念中国摇滚20年有多么重要，相比起来，纪念《一无所有》20年，或者纪念中国流行音乐20年可能来得更有意义。
本报记者 宋晓鸣
采访手记：接受采访时，有待像在他的节目中一样，用温和的话语说着他所爱的摇滚，但当记者问他在中国摇滚20年之际想说点什么时，回答却是“别跟我提摇滚。”在他看来，中国摇滚只是借鉴了西方摇滚的形式，如同没根的植物，很难长成大树。做音乐的人们还是先设法用音乐去打动大众再去管它是不是摇滚吧！
观 众
“你所拥有的是你的身体 ，诱人的美丽
我所拥有的是我的记忆 ，美妙的感觉”
和骑士精神一起成长的人们，用希腊诗人卡瓦菲斯那首著名的《伊萨卡岛》为你们送行——但愿你的道路漫长/充满奇迹/充满发现/但愿你的道路漫长/但愿那里有很多夏天的早晨
史航：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给我点儿肉给我点儿血，换掉我的志如钢和毅如铁，快让我哭快让我笑，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崔健《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
史航：1992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本科，1993年开始从事电视剧创作至今。电视剧作品：《铁齿铜牙纪小岚》（一）、《射雕英雄转》等，话剧：《我爱xxx》，魔幻童话剧《迷宫》。
一直觉得，但凡和文化圈沾边的，30多岁，奔四的中年壮劳力，都曾受过摇滚的“荼毒”。那青年时代的血脉贲张，都随着摇滚的节奏，倾泻得一塌又糊涂。所以，关于史航，我是很期待他的那些靠谱的和不靠谱的摇滚故事的。所以，当他直白地告诉我“没有摇滚故事”时，我的大脑，竟一时不能接受这个现实。
1986年，15岁的史航正在长春市上着高中。“摇滚，在一些大城市里开花结果。而对于我们的青春，呼啸而过的是三毛、金庸、琼瑶，这些才是我们最直接的生命体验。”史航的回忆中，竟没了摇滚的位置。
这种麻木，一直持续到大学。在北京读大学的史航，终究没有逃过这场摇滚的疾风骤雨，即使他并没有刻意地伸长耳朵寻觅，那些好的不好的激昂中的旋律也鱼贯而入了他的听觉。“大学毕业了，直到听过何勇的《垃圾场》、《姑娘漂亮》，张楚的《姐姐》，我才觉得国产摇滚里，也有我的生活气息。”直到今天，史航还是能轻易说出这些曾打动过他的歌曲，未曾用心地牢记，那便是真正钻到心里了吧。
虽然没有对摇滚有过太多的驻足与留心，但并不妨碍史航对摇滚的态度，“我一直认同我的朋友张广天，黄金罡对摇滚圈的很多界定，那里还是有很多自闭冒充尊严，骄横冒充个性，放肆冒充洒脱的地方。”
无论是误读还是真实，至少，有这样一种态度，存在着。“一切可以用王朔名作《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里主人公对一个姑娘说的话来阐释：‘我告诉你，本来无一物。不要意气用事，你这样报复不了谁，只会毁了自己。’摇滚的反抗，积极而无目的，最后只能黯然老去，枉自疯狂或者风流。”史航如是说着。
对于摇滚，史航似乎从来都是一个旁观者，不动声色地看着。充其量也只是好奇，观察，同情而已。
“我好奇是因为哥哥买关于崔健的书，我看那些激奋的歌迷照片，有点吃惊。那些面孔有点歇斯底里，但是一点都不丑陋，这让我微微感动。”
“我观察，就是我来到北京，看到很多所谓搞艺术的人在学校里穿行，他们谈摇滚，玩摇滚，但是，不让我信任，更觉得他们是茫然的自诩。
后来，摇滚的人也要出唱片当明星，于是纷纷变得憨态可掬，听摇滚的人就业成家，最后变成累得不能听任何动静的中年人，我觉得，这个时代渐渐消失，不管有过多少真情假怒。”
“我同情的是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包括一直河边走永远没湿鞋的我——也许我错过了什么，也许我躲过了什么。”
让史航挖空了心思想想摇滚乐对他的影响，他便把这影响加上了“唯一”二字。“唯一的影响是我和孟京辉等人合作的《我爱XXX》里面，对摇滚的诞生，以及摇滚时代的收场，也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概括。但不是歌颂或者审判，而是尽量平静地刻画，就像叙述一位邻家姑娘的辉煌青春以及她不如意的姻缘。”
1996年，何勇在《流行十年》的演唱会上一声吆喝，让他自己的演出面骤然收紧。那一刻，史航在场。但对他稍有触动的嚎叫，来自身边，而不是舞台之上。
“这是一个迟钝的，不容易受感染的乐盲对摇滚时代的诚实看法。摇滚乐并没有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燃点和沸点，那个时代，也并不能被一个主题所概括。”这便是史航对摇滚乐的总结。
本报记者 刘静
采访手记：特别喜欢采访史航，觉得他是一个能把所有东西都说清楚的人。他的喜欢和不喜欢，激动和漠然，有一种能让你感同身受的力量。在我采访了无数把青春交待给了摇滚的中年人后，忽然发现，那个时代的青春，也有另一种活法。
大仙:你说我看起来挺嘎
我的心跳还很温柔，你该表扬我说今天还很听话，我的衣服有些大了，你说我看起来挺嘎，我知道我站在人群里，挺傻。——张楚《姐姐》
大仙：朦胧诗人，圆明园派诗歌代表人物，诗集《再度辉煌》，随笔集《一刀不能两断》。
朦胧诗在吾辈的印象中一直很朦胧，直到大仙一句话点破了其中的奥秘：“没有我们扭转思维方式，你们现在能听周杰伦吗？”
顿觉朦胧诗的意义很大，读在口中，却没有啥生涩的滋味，大仙的一首代表作《听蝉》，听得我好生动容，“这蝉声浓浓地遮住了我，一遍一遍褪去我身上的颜色……”
这样的表达，在70年代末期，已如暴风骤雨般唱响了新的旋律，1979年3月号《诗刊》上，北岛的短诗《回答》发表，便扯起了新潮诗歌的大旗。
朦胧诗早于摇滚翻腾在年轻人的血液中，却同摇滚一样，是那个时代不安分的产物，各种新鲜事物的集中爆发，便也孕育出对传统最强硬的反叛。而朦胧诗和摇滚，便是追求自由途中，最耀眼的披风。
80年代初，20岁的大仙，便过着除了写诗就是看诗的日子。“那时候真是全民皆诗，1987年，全国得有100万诗歌青年，10万诗人。”大仙诗人的日子，是不用生活的日子。“不想着赚钱，就想着不能和大众同流合污，有点白天不懂夜的黑的意味。”大仙说，“1985年到1986年那会儿，一个月10块钱的日子他过得踏踏实实，没啥物质追求，还挺高调。一帮爱艺术的外国人，没事就带着他们到各个大使馆去搓饭，倒也不愁没了饭辙。”
社会对朦胧诗也是认可的，在广大人民群众每月普遍拿着几十元工资的80年代中，一首朦胧诗的发表可以带来15元的收入，但大仙决不高产，1个月3首已是极限，“写诗不能高产，高产是垃圾。”大仙笃定地说。
那时，纯诗歌刊物，全国就有20家左右，当大仙的《听蝉》发表在了绝对权威的《中国作家》1987年3月号的时候，便也开始给别人讲诗了。
诗歌讲习班，顾城一堂课拿15元钱，大仙一堂课拿10元钱，大仙现在还记得，讲台下坐着一堆漂亮姑娘冲着大仙说：“老师，我们要抽烟。”
别以为大学生才玩诗，1988年，大仙还给中学生上过诗歌课，1堂课90分钟，人家拍出50元钱，大仙都傻了。
在1992年、1993年之后，大仙就不想写诗了，“我不是马拉松式的诗人，诗歌只是青春期的产物。”
同样风暴了年轻人头脑的摇滚，在大仙的生活中似乎与诗歌没有交集。1986年《一无所有》吼得很多人热血沸腾时，大仙还不知摇滚为何物。“1988年那会儿，听到王迪唱的《顽主》的主题曲，还不知道那叫摇滚，只知道，那是一种新的玩意儿，‘呐喊’风格的。”1989年，大仙从磁带里听到了《一无所有》，形容“就像被拍了一跟头。”立马“把我给灭了”。
1995年，张楚的《姐姐》和蔡国庆的《北京的桥》都很流行，大仙是这样表达当年对摇滚的看重“蔡国庆就是把北京的桥都唱一遍，也唱不过张楚的《姐姐》。”
在当年诗人们的眼里，摇滚比流行音乐强，“但与诗歌相比，诗歌在先，诗歌是灵魂的反叛，比摇滚反叛的宏大。诗歌，决定了70一代的思维方式，你们现在使用的语言就是我们当初反叛才能使用的，这就是我们当初浴血奋战的结果。”大仙如是说。
在1990年之后，摇滚帮还如火如荼着，但诗歌帮几乎已经没有了。而在大仙眼中，摇滚并没有未来。“因为摇滚的时代已过，而且摇滚和诗歌都太小众了，也必须小众。”
本报记者 刘静
采访手记：大仙一边喝着啤酒，一边答着我的问题，我倒也见识了一把朦胧诗人的朦胧状态。如今的大仙，早已不写朦胧诗很多年，却把体育评论写得如火如荼，但在他的叙述中，我依然清晰地看到了一块比摇滚还要庞大和隆重的红布，曾是他那个世界彻底的颜色。
张晓舟：我看见了幸福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 崔健《一块红布》
张晓舟：著名乐评人，演出策划人，大约十年前开始写音乐文字，如今仍在奋笔疾书并做着爱做的事——音乐。
张晓舟说他是在八十年代后期上高中大学时听摇滚乐的，当时听的是引进版磁带，或者在大学里找人翻录磁带。真正全面听西方摇滚乐是在90年代初通过打口带。80年代后期听披头士、保罗·西蒙，差不多和听崔健是在同一时期。张晓舟说，他现在喜欢的、需要的音乐远不只是摇滚乐，但摇滚乐仍然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摇滚乐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更为激烈、动荡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同时伴随着某种改造自身改变世界的强烈冲动。”
当提及崔健、唐朝、黑豹等名字时，张晓舟打断说：“别把崔健和唐朝、黑豹放在一起说事儿，我宁可把崔健和容祖儿放在一起，因为我不认为如今的唐朝、黑豹比容祖儿强。”他希望，在纪念摇滚20年的时候不要光盯着前10年的摇滚，要更多关注后10年，关注现在，“崔健成天出现在北京的酒吧现场看新乐队演出，他对新摇滚如此好奇，为什么大家不能跟着崔健向前走，去关注新的东西，而老盼着像头牛一样被老崔拉回到20年前呢？”
他指出，中国摇滚从未有过所谓盛世也就无所谓衰落，“在当年中国摇滚是新生事物，社会文化环境也极为单调，饥饿造就了疯狂，如今是越来越多元的消费社会，人的选择太多了，一方面其选择越来越被动，消费社会会把很多东西硬塞到你耳朵里；另一方面在人们如此轻易就可以从网上听到最新最快的西方摇滚的时候，中国摇滚就有点落寞了。”
被问及新摇滚与老摇滚的区别时，张晓舟说：“没有新与旧、只有好与坏的区别。”但他还是列举了一些中国摇滚“后十年”的优秀摇滚乐队的名字，虽然有些已解散：左小祖咒、舌头、苍蝇、子曰、盘古、诱导社、木推瓜、美好药店、王磊与泵乐队、木马、痛苦的信仰、谢天笑、废墟、PK14、重塑雕像的权利、第二层皮、顶楼的马戏团……被问及这些乐队有何共性时，他回答说：“他们最大的共性就是彼此缺乏共性。”
在谈到如何看待中国摇滚的未来发展时，张晓舟说：“想唱就唱，感动中国。”他强调，在全球化多元文化消费时代，希望中国摇滚能更多更好地打中并打动此时此地的中国。
本报记者 王艳
采访手记：在和张晓舟的闲聊中，他曾经有点激动地告诉我：“摇滚乐就是要有激起争议，对他人、对社会、对时代提出问题，挑起问题的能力，哪怕是激怒别人，这才是真正的摇滚乐。”从他的话语中我感受到了摇滚的血液在奔流，虽然他说自己只是一个摇滚乐迷。
王小峰：它只感到冷暖没有重量
烟消云散和平景象，灰飞烟灭全是思想，叫或不叫都太荒唐，疼痛短促如死道路漫长。——张楚《冷暖自知》
王小峰：曾经是“愤怒乐评人”、如今被冠以“后现代博父”，现任《三联生活周刊》文化主笔。
1989年3月12日的崔健演唱会，王小峰凌晨四点就去买票了，还是排到了200多号，“20块钱的门票把他安排在了一个台子后面，“整场演出，我就觉得后面的人不停地往前涌，我的胸口压在台子上面足足疼了一个星期。”
这生疼倒挤出了王小峰的第一次，一篇算不上乐评的东西，是那场演唱会的现场观感，发表在当年9月号的《音像世界》中。“当时我同学跟我说了崔健他爸的工作单位，我拿上杂志就去了，问了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销量，崔健老爸说：‘具体不清楚，只知道整个四川省订了40万张。’”
之后的王小峰，理所当然地采访到很多摇滚的大腕小星，“摇滚人身边的果儿（对漂亮女孩的物质化称谓）怎么都那么漂亮啊。”王小峰觉得这摇滚人还挺有一套，“弹弹吉他，女孩儿心中的一座篱笆墙就倒了，甩甩头发，另一座篱笆墙也倒了。”
1992年，王小峰骑一破自行车去沙滩采访陈琳，去早了，便蹲在路边抽烟，烟雾缭绕间也想清楚了一个问题“跟任何摇滚歌手不交朋友。”这在他看过了电影《几乎成名》后，更觉得自己的想法切中要害。
“《几乎成名》讲的是一个乐评人的故事，一个14岁的小孩去采访一个新出名的摇滚乐队之前，问一个资深乐评人应该抱什么样的心态。‘不要只看到他们身边的美女，免费的啤酒，火爆的演出，那样只会夸大他们的摇滚神话。’”王小峰说，“一般”便是给所有摇滚歌手的定语，这样下手，便从不会犹豫。
越来越了解，便也越来越清醒。“西方摇滚乐的发展，有自己的时代和文化背景，而我们中国的摇滚，用10年的时间把西方40年的摇滚形式玩了一遍，表面上我们走了一条捷径，而其实来一阵风就能把我们吹倒。西方流行什么我们模仿什么。像崔健，是把西方的东西消化了才拿出来，而现在99.9%玩摇滚的人是连嚼都不嚼就拿了出来。”在王小峰眼中的中国摇滚，便像一个180斤的拳手，上路时雄心万丈，却越走越磕磕绊绊，到头来，竟如一个20斤的孩童般虚弱。“就像我写过的一篇中国摇滚的文章，从《一无所有》到一无所有。”
“中国火的都是什么？刀郎，新疆的，庞龙，东北的，吉祥三宝，内蒙的，都是民族的东西，也都是我们最熟悉的东西。也是中国的土壤最盛产的东西，中国压根儿就没有摇滚的土壤，非要在桃树上长出苹果来，那不扯么。”王小峰说，现在的他，大多数时间在听民族音乐，而那种只是时髦般的空喊口号，在他的听觉系统中，再也无法立足。
本报记者 刘静
采访手记：王小峰从来不曾掩饰摇滚带给他的感动，“听《一块红布》时，我哭了。”而摇滚的浮世更令他厌恶，我听过很多张摇滚专辑，但只有《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我能全部唱下来。他说他写的是音乐商业、社会评论，所有的作品都放到了时代的文化特质去分析，“在这个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剥离的社会，任何领域都出不了领袖人物。”王小峰这样说。
张元：第三只眼
如此混乱,我什么都不可能看见,
我里面,长满了荒草,它很烦躁,
我不停地奔跑,我不停地摔倒,
当我面目全非,我终于开始后悔,
我已不再纯洁,可我羡慕那个世界,
但愿它还属于你。——郑均《第三只眼》
张元：电影导演。曾执导《东宫西宫》《绿茶》《看上去很美》《北京杂种》等知名电影，被称为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闻原/摄
忘记细节 并不曾忘记感觉
《北京杂种》这部电影，诞生在1993年。以至于在采访时，导演张元坦言：太久以前拍的片子了，很多细节都记不清了。但是，这部由著名摇滚人崔健主演，摇滚音乐人窦唯和何勇加盟音乐制作的电影，从它一出世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深深地记在了人们的心中。
我们可以忘记很多细节，可是永远不会淡忘这些细节曾经带给我们的震撼。所以，谁也不会去质疑这部电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谁都会认同这样一个说法：第一部中国摇滚电影。
问起张元拍《北京杂种》的初衷，张元说起因其实是因为给崔健拍了很多音乐电视，比如《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一块红布》、《最后一枪》等等。他发现崔健本人正好也有电影梦想，自己有很多想法。很顺其自然，拍一部电影的想法，就萌生了。“那个时候自己非常有冲动。看样片的时候，连自己都觉得震撼。那种气息和真实度很不一样。”
当时《北京杂种》采用了同期录音的拍摄方式，这种方式，让这部电影更具有原生态的特点，也更具有像纪录片一样的真实性。这种做法，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电影拍摄里，并不多见。
电影的筹拍并不顺利，比如找投资就是一个令人头疼却必须面对的问题，《北京杂种》被认为是中国首部独立创作的影片。这个“独立创作”意味着，你要自己面对很多琐碎却重要的事情。对于这些细节，张元并没有说得太多，他只是说：找投资真的很难。在他能想起来的名字里，我们能发现，当时对于这部电影，给予关注和帮助最多的还是国外的电影机构。应该正是摇滚这个题材，让他们有了投资的兴趣。
摇滚其实让人心灵平静
中国摇滚，脱胎于西方摇滚。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国家，摇滚像斗牛的“一块红布”一样，让充满牛劲却无处发泄的年轻人兴奋。像Blues和jazz，算是和摇滚同时并行，却又分庭抗礼的一种音乐形式。前者让人安静，而后者让人沸腾。张元并不认同这样的说法，“其实jazz算是摇滚乐的基础，我们不能把这些东西单独地分开看，你也知道，很多西方的音乐人，他们既是爵士歌手，也是摇滚歌手。他们很自如地在这两种音乐形式间转换。很难分清流行，爵士，或者摇滚，它们之间的分界是什么。”
会不会因为听到形式喧嚣的摇滚乐而无法安静？不会，有了这些音乐，反而会平静下来。这里的平静，应该是说心灵的平静吧。此时的张元，有用“第三只眼”看世界的冷静和睿智。
本报记者 闻原
采访手记：英国《TIME OUT》曾对《北京杂种》有这样的评价： 张元对街头生活有着切实的体验，并且形象地刻画了那些喜欢喝酒、自我麻醉和争论不休的年轻人。严格地说，他们并不是空虚的一代，但他们的确显得很失落。他们并不空虚，但的确失落的原因是什么？张元的回答值得思考：一场浩劫破坏了我们自己的文化，同时也阻断了和外界的联系，文化必须在交流中发展。
等到交流的机会来的时候，这些有着文化饥渴的年轻人，必然要承担拿来与消化的转变，这种转变，带来的种种冲击和落差，是我们必须要承受的。
袁鸿：无法停止内心的狂热
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注定现在就是漂泊，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对未来的执著。——许巍《执着》
袁鸿：戏剧策划人，曾是先锋戏剧的开路人。一直致力于优质原创话剧的开拓与推广。
袁鸿身上有不可否认的摇滚气质。在采访之前，觉得这是一个事事坚持的青年，采访之后，才知道，这种事事坚持的态度，其实就是摇滚的精神内核。
站在阳光下歌唱，这就算摇滚
这当然要从摇滚的定义说起，究竟什么是摇滚，什么歌曲才算摇滚歌曲。在我的定义和概念里，摇滚，离不开喧嚣，离不开大麻，离不开性和叛逆。不会有人否认我的看法，毕竟，它给人的印象就是这样，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音乐里，我们满心满眼的都是摇滚歌手的离经叛道，颓废和死亡。
如果摇滚就是这样，说袁鸿具有摇滚气质，其实是对他的侮辱。还是要感谢袁鸿，对他的采访，让我弄清楚一个概念，让我豁然开朗什么才是真正的摇滚。“有力量，坚定。摇滚不在于形式，在于它的内核，我们应该给予它一种健康，向上的形象，而不是喧闹，垮掉的。站在阳光下歌唱，这就算摇滚。”袁鸿如是说。
采访刚开始，袁鸿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不摇滚很多年了。这话字面意思很好理解，但是从这一句话还可以看出，他曾经热爱摇滚。袁鸿说他迄今为止还保留着一盘盒带，因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CD对我们来说还是稀罕物，我们见得最多的还是磁带。袁鸿就从一盘串烧的磁带上听到了崔健的《一无所有》。“那盘带子是个合辑，很多人的歌，其中有一首是《一无所有》，一下子就被它击中。后来我就自己录，用那种卡式录音机把这首歌录满了整盘磁带。然后不停地听。”这盘磁带，袁鸿一直还留着。袁鸿说他一直想把它送给崔健。
听了《一无所有》之后很多年，袁鸿在一个音乐现场见到崔健，寒喧之后，想了想，没有提起那盘磁带。再后来，他在北兵马司胡同里遇到崔健，他还是没有把这盘磁带的故事告诉崔健。一无所有属于崔健，这盘录满《一无所有》的磁带，其实属于袁鸿自己。
风中传唱，而不是一声叹息
问袁鸿现在还听摇滚么，他说听啊，只是对于摇滚，他的定义，和别人不同。他问我：你觉得汪峰算摇滚歌手吗？还没等我做确定的回答，他就接着说：他早年间其实也很有摇滚气质。“我现在也把许巍的很多歌当成摇滚来听，还有那些像地下通道的游吟诗人，他们就有摇滚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是可以穿透时间的。”
就像艾青的很多诗，曾经给我力量，我认为能给人力量的东西都是具有摇滚气质的。袁鸿对于摇滚的这种定义，让人耳目一新，仔细想想，确实道出了摇滚本质。
现在的摇滚人，他们应该有宽阔的视野和关怀，有健康的生活态度，给人向上的力量，而且，不局限于一种音乐形式。这是袁鸿眼里，真正摇滚人的特征，听到这个戏剧策划人满怀希望的一席谈，不由叹了一口气。
听到这声叹气，他笑着说：摇滚是要在风中传唱，而不是，一声叹息。
本报记者 闻原
采访手记：采访袁鸿，永远都不用费太大的气力。他有思想，不需要你引导；他有观点，不需要你界定。而且，他很敬业，不会把约定好的采访一推再推，“承诺”在他这里，有神圣的、不可推卸的力量。采访到最后，我问，在报纸上怎么写你的身份呢？他说：戏剧爱好者。遂大笑，说这不行，我们领导不会同意的。他也笑，其实他的这种调侃，看得到摇滚的气质和精神。
链 接
中国摇滚大事记（上）
20年，说来不长也不短；这里面的人和事，不多也不少。
1986年5月 崔建《一无所有》
1986年的5月9日，以纪念“国际和平年”为宗旨的中国百名歌星演唱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当时寂寂无名的崔健吼出了中国摇滚的开山之作——《一无所有》。
1987年 “对话摇滚乐”
1987年，《音像世界》杂志在上海创刊。这本刊物上的由王小峰和章雷主持的“对话摇滚乐”栏目，成为很多青年了解摇滚乐的宝贵窗口。
1988年 黑豹乐队成立
1988年，窦唯加入于头一年成立的黑豹乐队。1992年，乐队首张专辑在内地出版发行，一张风行，《无地自容》传唱大江南北。
1990年 唐朝乐队成立
被称作“中国首届摇滚音乐节”的“90现代音乐会”在首都体育馆举行。“唐朝”、“呼吸”、“眼镜蛇”、“1989”等6支摇滚乐队参加了演出。黑市票涨到50元一张。
1992年 摇滚拼盘
《中国火Ⅰ》由台湾滚石有声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汇集了当时活跃在中国摇滚圈内的各路诸侯。
1994年 魔岩三杰横空出世
何勇专辑《垃圾场》、窦唯专辑《黑梦》、张楚专辑《孤独的人是可耻的》面世。这三张由魔岩唱片发行的专辑非常成功，盛极一时，同时何勇、窦唯、张楚被称为魔岩三杰。
1994年 香港红 “摇滚新势力”演唱会
1994年“魔岩三杰”以及唐朝乐队联袂在香港红 体育馆演出，轰动香江。何勇穿着海魂衫戴着红领巾出场，后来一度成为摇滚青年仿效的时尚装扮。
中国摇滚大事记（下）
1996年 《灿烂涅磐》出版
1996年，郝舫所著的《灿烂涅磐》出版。于2年前死去的柯特·科本在中国成了不朽的传奇。
1997年5月 许巍
许巍推出首张个人大碟《在别处》，据一位乐评人统计，这张专辑中"幻想"一词共出现了21次。
1997年1月 小酒馆
1997年1月18日，唐蕾的“小酒馆”酒吧开业，后来成为成都摇滚乐基地，也是北京以外的中国本土乐队聚合发展的范例，唐蕾以其对乐手的关爱及在年轻摇滚圈的声望，被称为“摇滚教母”。
1998年1月 嚎叫
1998年1月，北京朋克聚住地“嚎叫”酒吧开业，在酒吧内的门联上写着这样10个字：金属与老梆子不得入内。
1999年3月“新音乐的第二春”
1999年3月，在唐山举行的“春天来了”演唱会上，盘古、NO、舌头、苍蝇等乐队掀起了演出的高潮，这几支质量优异的新锐乐队的亮相，引发了乐迷热情高涨。
2000年 迷笛音乐节
创建于1992年的迷笛音乐学校，从2000年开始举办一年一度的迷笛音乐节，逐渐成为各地摇滚青年和各种体制外草根青年的节日。
2004年8月 贺兰山摇滚音乐节
2004年8月贺兰山音乐节的第一天，参与演出的左小诅咒在楼梯上碰见了策划人黄燎原，他低声地激动地说，赚了赚了！这次同样以中国摇滚20年为主题的户外摇滚音乐节，在人们“中国摇滚演出终于也可以赚钱了”的欢呼中落幕。
张晨/辑
不能忘却的经典
崔健《一无所有》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崔健用他那特有的方式和敏锐的感觉，把属于那个时代的一切性征都写了出来、唱了出来。
王迪《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
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啊/往前走/莫回呀头
在电影《红高梁》改编插曲为《妹妹曲》后，当时乐坛刮起一阵“西北风”。
黑豹《无地自容》
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相遇相识相互琢磨/人潮人海中是你是我
《无地自容》取得了难以置信的轰动，以至于有人群的地方肯定就有人在哼唱黑豹的摇滚。
唐朝《梦回唐朝》
菊花古剑和酒/被咖啡泡入喧嚣的亭院
这是一张中国摇滚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专辑，大气十足，体现了很深的中国文化底蕴。
张楚《姐姐》
噢姐姐/我想回家/牵着我的手/我有些困了
作为一首最经典的歌曲，《姐姐》告诉你摇滚除了呐喊、鲜血，还有爱情。
何勇《垃圾场》
我们生活的世界/就是一个垃圾场/人们就像虫子一样/在这里你争我抢/吃的都是良心/拉的全是思想
这首歌引起的非议也相当激烈，所以很长一段时间禁止其公开演出。
郑钧《赤裸裸》
因为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呀/赤裸裸
简单的歌词让郑钧几乎在一瞬间奠定了主流地位。
申小可/辑
应该铭记的摇滚根据地
那些允许摇滚演唱的地方，处处都值得记忆。
北京展览馆
1989年3月崔健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演唱会，轰动京城。
首都体育馆
1990 年2月被称为“中国首届摇滚音乐节”的“90现代音乐会”在首都体育馆举行，开创了中国摇滚节的里程碑。2005年9月24日崔健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行的个人演唱会，使他时隔12年后重回首体舞台。
工人体育馆
1986年5月9日，崔健首次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百名歌星演唱会上登台，并以一首《一无所有》，引起歌坛轰动。
CD Café
农展馆旁边，刘元是这里的主人，崔健经常在这家酒吧演出，由于两位摇滚大师的存在，这家酒吧成为重多乐迷的聚集地。
保持连络 Keeping Touch
乐手王勇的酒吧，许巍也经常在这个酒吧演出，现在这家酒吧已经拆了。
嚎叫酒吧
1998 年1月，北京朋克圣地“嚎叫”开业，其门口喷有“金属与老梆子不得入内”的标语，次年关门。
无名高地酒吧
2003年8月无名高地酒吧由音乐人赵德新和张仲军注册成立,拥有10多位音乐人，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原创乐队进行演出。
申小可/辑
